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以唐朝为界限，以前诗歌均为古体诗，其后，古体诗渐渐式微，逐渐消亡。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从《诗经》到南北朝的 庾信，都算是古体诗，但唐代之后的诗歌不一定都算近体诗，具体在于格律声韵之分。
1 字数诗行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
古体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 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 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 七古。 四言诗，远在《 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 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 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 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2 古诗分类?
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 乐府、古风、 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 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较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 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 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 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 屈原《离骚》为代表的“ 楚辞体”（也叫“ 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中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 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 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 饮马长城窟行》《 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 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 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 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 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 旧瓶装新酒”，如 曹操的《 步出夏门行》（（七上）、 杨炯的《从军行》、 李贺的《 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 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 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 曹丕的《 燕歌行》，至南朝 齐梁时的 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 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 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 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 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 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 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 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 元结、 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 白居易、 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 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 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