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书的回目也是七个字和五个字的多，红楼梦的回目用了八言，在当时也是创新之举了。
五言和七言在表意和停顿方面都比较方便，而且念起来也更朗朗上口。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显类。世界上不论哪一种民族文学，诗歌总是最早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丰富的想像，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文学源远流长，历史上涌现过大量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数量浩瀚的瑰丽篇章，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学，无疑以诗歌最具代表性，研究诗歌的发展，可以基本上把握到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诗歌作品大抵可以分为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表现形式指具体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结构和表现手段，主要包括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思想内容通常指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现象，主要包括题材、主题、人物、感情等要素。我们的思维定势往往是重内容，轻形式。在此，经过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研究，笔者认为，从成功的具体诗歌作品来说，表现形式和内容应是完美结合的，缺一不可，但对诗歌本身的发展来说，诗歌表现形式的发展促进了诗歌创作的进步。中国文学是注重表现形式的文学，诗歌的生命正于它的形式美。美国理论家马克·肖勒认为：“现代批评向我们表明，只谈内容本身决不是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身时，我们才是批评家。内容（或经验）与完成的内容（或艺术）之间的差距便是技巧。”（《技巧的探讨》）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诗歌就特别注重形式美。相传作于黄帝时代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
《周易》引用的上古民歌民谣，如《屯·六二》：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贲·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屯·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礼记·郊特性》所载的《伊耆氏蜡辞》：
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这些都已初具句式整齐、押韵和对偶的形式美，显示出很早以前古人就有了对诗歌形式美进行探索和追求的荫芽。
由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四言诗盛行于世，其基本保存在《诗经》中。《诗经》中收录的大量先秦四言诗歌，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分章的组织结构；重叠复沓的章法句法；押韵；对偶。相对于原始型的二言诗，在形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这种突破的背后，是先秦人对形式美的欣赏和追求。对形式美的追求，甚至反映在春秋战国的外交场合。当时，外交使节经常引用《诗经》中的诗句进行交谈，句式整齐、音律优美的诗歌成为春秋战国外交的必用辞令。孔子就认为只有“诵《诗》三百”，才能“授之以政”和“使于四方”，并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先秦外交使节和典籍引用的《诗经》诗句，往往是断章取义，并不在乎诗篇的涵义，因为他们要的是诗歌所具有的形式美。外交场合追求形式美，就象是诗歌中用典，不仅能使外交辞令更加华丽，而且可以显示出说者的涵养。
战国后期，“《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1]稍晚于《诗经》，出现在长江流域的骚体，改四言为七言、六言、五言、八言，而以七、六句式居多。骚体是南方楚国特有的诗歌形式，其源头是南方楚地的民间歌谣。骚体的代表作家是大诗人屈原，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忧愤之下写下了《离骚》、《九歌》、《九章》、《九思》等不朽诗篇。骚体有五个显著特征：一，打破了四言句式整齐的格局，句法灵活多变；二，喜用感叹词“兮”字；三，篇章结构较四言宏大，如《离骚》一章，达2490字；四，出现了诗歌标题；五，地方色彩浓厚。屈原作为当时楚国的上层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对当时流行于中原的四言诗是相当熟捻的，他的《天问》就是用四言写成的。然而，他却采用楚地的民歌体来抒写情怀，写下了《离骚》、《九歌》等，可见这也是一种对形式美的追求和突破。
到了汉代，出现了乐府诗。乐府诗原指两汉乐府机关所采集的民间诗歌，后来也包括汉以后收集的民间作品，以及文人、乐工创作和仿制的作品。乐府诗受骚体的影响，打破四言体，大量创作杂言体。其往往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间出，而基本上以五言为主，七言句式也不少。甚至出现了一部分较为完整的五言诗。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对诗歌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巨大的作用。
汉代，还出现了一种极有滋味的新诗体——五言古诗。五言古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艺术上的一次飞跃。五言古诗音韵优美，句式整齐却富于变化。从节奏上看，其音顿既可以是上二下三的“二三式”，也可以是“二一二式”，还可以是“三二式”，甚至是“一四式”，能有奇有正、奇正相生地形成诗歌节拍，达到了诗歌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效果。从句法上看，五言诗能方便地运用单音词、双音词，乃至三音词，极尽变化之能事。“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焉。”[2]差不多与五言古诗同时，出现了七言古诗。七言古诗是在五言古诗的前面加上两个音，形成“二二三式”节奏。五七言古诗的出现，是人们对诗歌形式不断进行探索和试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结果。
中国古代诗歌对形式美一以贯之的追求，有一个由自然声律到人为总结、规定并实施的发展演变过程。魏晋南北朝时，随着诗歌创作的逐步繁荣，人为总结的时期到来了，它的标志就是永明体的产生。《南齐书·陆厥传》中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就是永明体产生的过程。永明体的产生，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的律诗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完善诗歌艺术美方面，在南朝风行一时的宫体诗，也做出了贡献。宫体诗源于流行于市井的民间歌词及文人诗歌，颇多侧艳。由于南朝统治者的喜爱，这些民歌便由市井进入了宫廷，再经宫廷文人的润色、改造和进一步的创作发展，便成了宫体诗。宫体诗主要描写宫廷生活，具体题材以咏物与描写女性为多，因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失之靡弱。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梁书·庾肩吾传》就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说明宫体诗在格律化方面比沈约等人的永明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萧纲的《采菱曲》：“菱花落复含，桑女罢新蚕。桂棹浮新艇，徘徊莲叶南。”徐摛的《咏笔》：“本自灵山出，名因瑞草传。纤端奉积润，弱质散芳烟。直写飞蓬牒，横承落絮篇。一逢提握重，宁忆仲升捐。”已基本合律。诸如此类的诗在宫体中比比皆是。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文学的独立性更加明确，时人对诗歌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诗歌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此时，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论著，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潮。这些论著影响巨大，引导着诗歌创作的前进方向。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仅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而且总结了许多宝贵的诗歌创作经验，揭示了诗歌创作中的奥秘，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创作论。
到了隋朝，出现了在格律上完全合律的诗歌，如薛道衡的《昔昔盐》：
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何如连御苑，别自有仙家。此地回鸾驾，缘溪满翠华。洞中明月夜，窗下发烟霞。
但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新的总结，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还没有完全解决。
初唐的宫廷诗人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是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起初是重视对偶的修辞技巧，尔后又增加了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当时这些诗人创作了大量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完全成熟。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序》中说：“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
律诗之后，长短句、元曲，甚至小说等文体的兴起，也同样是因为文学之士对形式美的追求所致。正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体后不如前，余未敢言。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所以可以说，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说，诗歌表现形式比内容更重要。诗歌内容的变化终究有限，如写爱情，古往今来的爱情，大致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表现方式的不同而已。诗歌所含的内容，不外乎是天地宇宙、山水田园、忠君爱国、英雄美人、个人际遇、咏史抒怀等等，有迹可循。但诗歌形式的变化，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变化，从诗歌发展史看，似乎是有一定规律的，但实际上，诗歌形式的发展，却往往在人们的预想之外。可以明确的是，在诗歌的发展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变化发展是诗歌的生命，但这种变的基点，却是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