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夏天，鲁迅创作散文诗《自言自语》一组七题、陆续刊载于1919年8、9月的《国民公报》“新文艺栏”上，《自言自语》在形式上彻底摆脱了诗的句法、文法和韵律，完全以散文行文，自由运用了心理独白、对话、象征、寓言、记叙、议论等表达方式。这组作品前的小序中注有“未完”，一题数章，连续创作发表，完全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写作系列散文诗，这在散文诗史上以及新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极大地促进了散文诗的繁荣。《自言自语》是更富有诗意和诗的写法的散文诗，大量运用了诗的意象手法，写得含蓄简炼，可以称之为“散文化的诗”。
随着时局的发展，重视文艺社会功能的鲁迅的散文诗创作出现了由“散文化的诗”向“诗化的散文”的大转向，写得更清楚明朗，抒情、议论等散文手法用得更多。《野草》是此间的代表作。鲁迅认为有了小感触，就写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野草》在体裁和题材上都突破了已有散文诗的文体界限。《野草》以前，只有1925年出版的焦菊隐的散文诗集《夜哭》和1926年出版的高长虹的诗与散文诗合集《心的探险》，但是这两部散文诗集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赶不上《野草》，所以《野草》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散文诗集。
从文体分类的严格意义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散文诗集的《野草》中的作品也并不全是散文诗，有的只能归入散文或杂文。出现这种体裁混乱情况的其他原因是当时中国散文诗的文体正处在草创时期，并没有建立起能够界定什么是纯正散文诗的文体规范，又受到打破“无韵则非诗”的新诗革命激进思潮的影响，才出现了散文诗创作的实用化、散文化和自由化倾向。《野草》在发表之初就引起轰动，连载《野草》的《语丝》的发行由1千几百份迅速上升到8千多份。在《野草》以后60余年的散文诗创作中，受鲁迅散文诗影响的散文诗人极多，几乎每一代有影响的人都受过《野草》的影响。
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一组四题发表在1920年12月20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郭沫若一向追求自由的诗体。郭沫若仔细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学中散文诗的历史，考证出“散文诗”一词在中国文学中的起源，对散文诗文体十分重视，但是郭沫若是把散文诗当诗，特别是把散文诗的无韵律格式作为新诗打破格律限制的重要依据。他相信有裸体的诗，即不借重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观念之推移，这便是散文诗。
稍后的瞿秋白、徐玉诺、徐雉、汪静之、郑振铎、滕固等人纷纷试作与刘半农、鲁迅、郭沫若文体相近的散文诗。徐玉诺是20年代初中期散文诗创作成就较大的作家。1922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诗集(散文诗集)《将来之花园》。《将来之花园》里有短小精致的散文诗。
由于散文诗的创作越来越由“散文化的诗”向“诗化的散文”，即由“诗”堕落为“散文”，越来越多的人对散文诗是不是诗，自由诗是否应该走散文诗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因而出现了1922年前后的散文诗大讨论。在改革旧汉诗从语言和格律形体两方面入手，即用白话代替文言，用散文取代韵文，即作诗如作文，打破“无韵则非诗”旧习的时代潮流影响下，这次散文诗大讨论尽管有人将新诗与散文诗作了一些区别，更多却仍然是为散文诗是诗辩护。如西谛(郑振铎)的《论散文诗》认为“散文诗现在的根基，已经是很稳固的了。
30年代散文诗不如20年代形式多样、风格众多，从整体上比较，优秀散文诗人诗作的数量都少于20年代。30年代的一些散文诗大家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徐玉诺、朱自清、谢冰心等都不写或很少写散文诗，许地山、韦丛芜、高长虹等20年代比较活跃的散文诗人的作品都日渐剧减。散文诗界不再有20年代的文体大论争，散文诗文体开始由散文化的诗向诗化的散文发展，甚至分化为纯正的散文诗和非纯正的散文诗，前者使散文诗文体更加完善，后者根据文体的自觉性原则和随着作家的主观愿望，分别向叙事文体、议论文体和抒情文体转化，最后逐步被叙事文体，如(散文)、议论文体(如杂文)、抒情文体(如诗)合并。
抗战时期散文诗和所有的文学体裁一样，成为宣传抗战的工具。在30年代末的上海“孤岛”，40年代的西南后方，40年代后期的国统区，都掀起过散文诗创作热潮。这个时期的作品大都借用民族传统寓言和外来文化象征的表现方式，大量寓意象征，如郭沫若的《银杏》、巴金的《龙·虎·狗》、《日出》、刘北汜的《曙前》、田一文的《跫音》、莫洛的《生命树》、陈敬容的《星雨集》、郭风的《报春花》等。这个时期散文诗的功利性太强，有的完全被抒情散文同化，散文诗开始在抒情散文的夹缝和诗的夹缝中生长。
50年代也出现了散文诗创作热潮，形成了郭风为代表的偏重于诗的散文诗和以柯蓝为代表的偏重于散文的散文诗两大风格。郭风所代表的散文化风格可以追溯到现代的周作人和外国的屠格涅夫，柯蓝所代表的诗化风格可以追溯到现代的鲁迅和外国的波德莱尔。六、七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写散文诗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散文诗几乎销声匿迹，只以“花边文学”出现在一些报纸副刊上，文体建设处于倒退局面，只有极少数人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如女诗人王尔碑就以其清丽柔美的散文诗闻名于70年代，被称为“流云诗人”。
新时期中国散文诗的空前繁荣得利于社会和艺术都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屠格涅夫、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为代表的外国散文诗的大量译出现，《散文诗报》、《散文诗作家报》、中国散文诗学会问世，“探索散文诗”、“改革散文诗”、“长篇叙事体散文诗”等文体流派出现。
80年代的散文诗逐渐向现代化、开放化、多样化发展，不再单纯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的政治宣传教化功能，加强了对文学的审美功能的理解和对审美主体的研究，承认文学的各个门类的社会功能的差异性、创作个性、文体自觉性、读者欣赏兴趣等艺术特质，特别是文学的主体性得到高度的重视，1986年还被称为“文学主体年”。
散文诗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风行神州，出现了散文诗创作热和研究热，涌现出刘再复等优秀散文诗作家和王光明等散文诗理论家，散文诗的题材也得到极大的拓展，改变了散文诗在六七十年代小花小草的面貌，完全摆脱了“花边文学”的命运，不但有重视个体生命的散文诗，还出现了抒写改革重大题材的散文诗，即当时的散文诗作家既有生命意识，也有使命意识。散文诗的体裁也出现了大拓展，出现了报告体散文诗、纪实体散文诗、政治体散文诗、旅游散文诗、体育散文诗、探索散文诗等名目繁多的散文诗。散文诗的创作人数也是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大全国性的散文诗作家和研究者的组织——中国散文诗学会和中国散文诗研究会。
散文诗文体从三、四十年代到90年代的不稳定，发展呈波浪状时起时伏、时兴时衰，但是，中国散文诗十分明显地具有世界散文诗发展过程中的从自发向自觉发展的文体特征，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逐渐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