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防的防护器械
《武经总要》云：“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也。”也就说，周密部署，积极防御，方是王道。好在中国古人善于总结和积累经验，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城防“操作宝典”，并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式”装备系统。
一类是阻滞实施。护城壕外，一般设有三四道人工障碍，主要有蒺蔾、鹿角木、陷马坑、拒马枪等，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敌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近前。
蒺蔾有木蒺蔾和铁蒺蔾之分。木蒺蔾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果实外壳有坚硬的刺，古时作战常常就地取材，将它收集后洒于敌军必经之路，用以刺伤敌军人马脚部。铁蒺蔾自然是人工打造的“仿生”武器，具有同样的功能，不过更结实，且能循环使用。《墨子》一书中，就多次提到蒺藜的用途，指出除了在城内要储存外，在地道的进出口和门户都应设置，以防止敌人偷袭。与铁蒺藜相似的还有铁菱角，主要是部署在水较浅的壕沟，或是近城的溪流塘陂，以防止敌军涉渡。
鹿角木是状似鹿角的木料障碍物，分为树枝类与树干类两种，长达数尺，其中一端插入土中一尺多，其目的也主要是用于阻挡骑兵，有点像近现代战争中布防常用的铁丝网。这种阻滞装备发明于汉代，三国时期魏军曾大量运用于守城。用来迟滞敌军骑兵的行动还有陷马坑，一般设置在敌人通行的道路和城门的内外两侧，呈巨字形或亚字形排列，坑中底部布满削尖并用火烤过的鹿角枪和竹签，坑上以刍草或种草苗覆盖，藉以欺敌。另外，还有一种称为机桥的陷阱装置，主要是部署在壕沟上，平时与正常的便桥无异，但当有敌军攻城时，则可将栝木取下，敌军一践踏桥面，桥就立刻翻覆。
另一类是防守武器。如果说上述阻滞设施只是守城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防线自然是对付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攻城（即墨子所云的蛾傅，或孙子云的蚁附）的城头防守。其中应用最早也最多的防守武器应该是檑具。早在《周礼·秋官·职金》疏中就有“雷，守城捍御之具”的相关记载。
擂具是在一根巨大的木柱上钉上尖锐的逆须钉，然后通过重力投掷产生杀伤力的防守武器。除了木檑，还有砖檑和泥檑，主要是在城中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的木檑替代品，杀伤力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到了宋代，古人又发明了可重复使用的回收型檑木，主要有车脚檑和夜叉檑两种。车脚檑是自城上立一个绞车，然后以车轮作为檑具，投掷后再以绞车收回。而夜叉檑（又称留客住）的设计又要巧妙许多，在檑木的两端装有轮子，虽然同样依靠城上的绞车施放，但因为极大地减少了逆须钉和城墙摩擦时的阻力，回收速度加快，自然作战效率要提高许多。
与擂具功能相类似的还有一种称作“狼牙拍”的防守武器。根据《武经总要》记载，狼牙拍是在一块长五尺（1.57米）、宽四尺五寸（1.41米）、厚三寸（0.09米）的榆木板上钉满长五寸、重六两的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四面各装上一刀刃，以加强杀伤力。敌军攻城时，守城士兵用两组绳子将拍面举起与城墙垂直，待到敌军攀爬到拍面下方时，突然放下，以产生最致命的杀伤力。而针对敌军攻城用的轒辒（又称木驴车，四轮车上立木架，蒙以牛皮,下可容10人，犹如古代木制装甲车），守城士兵则会用一种称为铁撞木的武器进行破坏。铁撞木是木身铁首，铁首由六个铁锋组成，每个铁锋长一尺（约30厘米），状似一颗大狼牙铁钉。通过巨大的撞击力，破坏攻城车辆的顶部，然后再投掷以火箭，燃烧破坏。
针对攻城士兵的还有一款颇有意思的进攻型防守武器，即所谓的“飞钩”，又名“铁鸮”。它是由一个锋利的铁钩和一段长长的铁链组成。因为攻城的敌军士兵头戴铁盔，身穿铁甲，往往行动不便，加上担心矢石攻击，不敢抬头，所以守城军士趁着机会，抛下飞钩，钩住盔甲，犹如钓鱼一般，将敌军半悬空中，任由守城一方痛击。
此外，守城士兵还拥有其他种类繁多的单兵作战武器，如拐突枪、抓枪、拐刃枪、叉竿等。考虑到守城战的特殊性，这些守城武器与野战武器大为不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长，一般都在七八米左右。有些武器还需要特别设计，譬如一种叫锉子斧的武器，和一般“直柄直刀”的斧头不同，而是采用“直柄横刀”的方式，主要是用于钩刺攻城人或铲砍攀城人之手。而单兵使用的防御盾牌也有所不同，一般有木立牌和竹立牌之分，两者型制相近，都是又高又大，并附有拐子（支撑架），以便士兵腾出手来，在盾牌后发起攻击。与木立牌相比，竹立牌的防御力更佳，它是将厚竹条用牛皮条编缀而成，甚至整个盾牌都会覆上牛皮，特别坚固，在有敌情顾虑下，士兵巡视城墙或驻扎战棚时，可以用它来防御火炮火箭的袭击。除却这些制式装备外，石灰、沙子、火油，甚至开水也都是必备的防守类攻击武器，虽然杀伤力有限，但也能起到烟幕弹、燃烧弹，甚至毒气弹的效力，以达到扰乱敌军、掩护进攻的作用。
再一类是防护设施。因为攻城的军队除却采用人海攻势外，往往还会采用三种方式辅助进攻：一是石攻，二是火攻，三是土攻。石炮车是攻城的重型武器，对城墙有着巨大的破坏力，针对此，守城部队往往采用一种被称作“累答”的防护用具。累答是由粗麻绳紧密编成细密的软帘，表面涂泥浆层防火，然后悬挂于城楼、女墙、望楼外面，以防护墙垛，使其免为飞石所破。
攻城部队也常常利用炮车往城里投掷燃烧弹，因此城墙上的防火措施也非常重要。墨子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不厌其烦地强调“涂泥防火”和“多备水具”。大概他那个时代地下水浅（地下三尺即见水），容易打的缘故，他甚至要求每一百步挖一口井，以备之需。到了宋代，城墙消防主要采用水袋的形式。《武经总要》要求一座城门必须配置两具水袋。水袋系用牛马杂畜的皮毛制成，一般可以贮水三四石，出水口是一根中间打通，长约一丈的粗径竹竿，权当消防水管。另外，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能将水推压喷洒的唧筒，遇到城上的城楼或战棚失火，以三至五人为一组，立刻提起水袋灌救，颇有效率。如果敌军在城下起火，则用一种用猪或牛的胞衣特制的水囊，投掷火中，囊破水出。如果是遇到油性的燃烧物，守军还会采用一种大型的麻搭（类似现代拖把）沾泥浆来灭火。
而攻城部队最惯用的伎俩，则是挖掘地道攻城，往往令守城部队防不胜防。不过，早在墨子时代，已经找到相应的破解之法。其具体方法是在城内的各方先掘好深二丈（6.26米）的洞穴，然后选择耳力好的军士待在洞中，然后取一个新的瓮盖在洞顶，只要敌人在数百步（一步相当于1.57米）之内活动，洞中的军士就可以藉由声音来判断敌军的方位，然后再利用风扇车迅速地将毒药、浓烟或石灰粉吹向敌军方向。同时也可以在敌方地道方向预凿地道，两旁横向凿洞，隐藏伏兵，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地洞中的敌军一一杀死。
当然，在实际战争中，无论军力，还是士气，攻城一方往往处于强势主动地位，守城一方必须因敌设防，机动灵活地将“守城术”加以创造性地运用，遇贼杀贼，见招拆招，方能取得守方的胜利。
发生在西魏大统十二年(546)的玉壁之战，便是经典的防守案例。当时，东魏丞相高欢领重兵进攻西魏的玉壁城，昼夜不停，守城将领韦孝宽则随机应变，竭力抗御。东魏军先是在城南筑土山，欲居高临下攻城，而韦孝宽则针锋相对地加高城楼，并始终高于敌军土山，同时多备战具，展开积极防御，终使东魏军不能得逞，气得东魏统帅高欢大叫：“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
遂后他改变攻城战术，采用“孤虚法”，一边集中兵力攻击北城，昼夜不息，一边在城南秘密挖掘10条地道。韦孝宽得知情报后，便命令守城兵士挖掘长沟，切断东魏军的地道，并派兵驻守，待东魏军挖至深沟时，顺手将其一一擒杀。此外，他还在沟外堆积木柴，备好火种，发现东魏军在地道中潜伏，便将木柴塞进地道，投火燃烧，并借助牛皮囊鼓风，烈火浓烟，把地道中的东魏士卒烧得是焦头烂额，惨不忍睹。高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命人制造“攻车”，撞击城墙，所到之处，莫不摧毁。韦孝宽见状，采用以弱克刚的办法，命人用布匹做成帐幔，然后随其所向张开，攻车撞之，布受力悬空，冲击力顿时消解干净，城墙丝毫无损。
韦孝宽是一名聪明的将军，可高欢也非等闲之辈。他命东魏军把干燥的松枝、麻秆绑到长杆上，灌以膏油燃火，去焚烧帐幔，企图连玉壁城楼一起焚毁。韦孝宽则随机应变，命军士把锐利的钩刀绑到长杆上，等火杆攻击时，即举起钩刀割之，把正点燃的松枝、麻秆全部割掉。屡战屡败的高欢也毫不气馁，又转用地道法，命攻城士兵在城四周挖掘地道20条，用木柱支撑，然后以油灌柱，放火烧断木柱，使城墙崩塌。但韦孝宽早有准备，城墙崩塌处又及时用栅栏堵住，使东魏军无法攻入城内。高欢率兵攻城50天，士卒伤亡7万人，精疲力竭，用尽心机，仍未攻克，只好恨恨撤军。
其实，守城的办法，如果只有“见招拆招”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这仍然在消极防御的范畴。守城术的至高境界，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胆大心细地采用“非常规”的办法。譬如唐时李光弼率领的“太原保卫战”，其中采用的一些“土行孙”的手段，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讲，挖地道都是攻城一方的行为，李光弼却不以为然。他派人主动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待叛军在城外叫骂挑战时，派唐军冷不防地将其拖入地道，然后拉至城上斩首。从此吓得叛军胆战心惊，走路时都要低头看地。而当叛军用云梯和筑土山的方法攻城时，李光弼又逆向思维，命唐军在城下事先挖好地道，使叛军靠近城墙时，陡然塌陷，反将其统统活埋。不知何故，李光弼特别偏爱“地道战”，并将这种战争艺术演绎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最令人叫绝的一次，他先是以诈降手段，与叛军约期出城投降，然后暗地派人挖掘地道直至叛军军营之下，先以撑木支顶。到了约定之日，李光弼派部将率数千人出城伪降，叛军不知有诈，正在调动出营时，突然营中地陷，死千余人，顿时一片慌乱。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歼灭叛军万余名。大概也正是这种神出鬼没、没有“章法”的守城术，彻底让叛军崩溃，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