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甫的哪些诗句能体现他的现实主义风格
“三吏”、“三别”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
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
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野老 野老篱边江岸回， 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 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 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 城阙秋生画角哀。
赏析 此诗写于上元元年（760），这时杜甫刚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定居下来。经过长年颠沛流离之后，总算得到了一个憩息之处，这使他聊感欣慰。
然而国家残破、生民涂炭的现实，却时时在撞击他的心灵，使他无法宁静。这首诗就揭示了他内心这种微妙深刻的感情波动。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嫩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为荷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扬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赏析这首七言古诗大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的春天。当时唐玄宗李隆基生活腐败，日益宠幸杨贵妃。
杨家兄弟姐妹都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杨国忠于天宝十一年（752）继李林甫当了右丞相，杨家三姐妹也都赐封国夫人。
杨家五宅仗势欺人、作威作福，过着一种寄生腐朽的生活。而杨国忠和魏国夫人间的淫乱关系，更是丑不可闻。
这首诗对这一小撮人气势骄横、荒淫无耻的丑态和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暴露与讽刺。 全诗极力铺陈，一气呵成。
语言清新，寓庄于谐。句句意含讽刺，运笔力透纸背。
[参考资料]：《杜甫诗选》周蒙、冯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6 秋兴八首（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贫困交加的诗人 古今中外，文人当乞丐并不鲜见。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
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杳，且复寻诸孙。
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
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
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
《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
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杜甫自己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
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
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
2.代表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悲怆的时代气息的诗句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
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
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
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
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
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
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
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
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
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
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
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
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
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
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
3.杜甫的现实主义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 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倾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4.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1、“穷年忧黎元”，始终关心人民疾苦，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核心。
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他出身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
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 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赵。
天宝六载，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在长安潦倒10年左右。安史之乱爆发后，途中为叛军所俘。
后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不久，关中大旱，为饥饿所迫，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
大历三年乘舟出三峡，死于湘江舟中。 杜甫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
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年代，仕途坎坷，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人民的疾苦。其诗结合时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揭露统治阶级专横骄奢、人民倍受其苦的不朽诗篇。还有著名作品“三吏”、“三别”等，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晚年所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李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要就在于其诗歌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杰出贡献。 从杜甫的生活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是杜甫与人民的关系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而关注民生疾苦是他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内核。
杜甫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高度的人民性。诗人三十五岁后，结束了读书和壮游的生活，深入社会底层，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写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史”（《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现实主义诗歌的不朽名篇。
杜甫的诗歌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诗人在《又呈吴郎》中，通过寡妇的扑枣，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诗人在《石壕吏》中，更是对人民生活作了历史的实录：“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戎，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乳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
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为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
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惜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指责：“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
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韧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2、“向来忧国泪”，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又一大特色。 杜甫不仅是一个“穷年忧黎元”，深深关注人民疾苦的诗人，也是一个“向来忧国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
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
5.求 第一首标志着杜甫走向现实主义的诗是什么,并附带鉴赏你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怎么对吧？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也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他的诗歌基本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如：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作者：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赏析：
杜甫在这首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恶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颔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诗人的喜，诗人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日”，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尾联写诗人“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