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前朝某些有代表性的事物，来隐喻、指代当朝的人事，这在古典诗词中是屡见不鲜的。诗人基于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需要，巧妙地将非眼前之时空、非现实之事况的内容熔铸于诗作之中。借用汉朝的人、事、物来指代唐朝的人、事、物，则是唐诗中颇为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
以汉代唐，在人物方面是上至皇帝，下及将相兵士皆有。像白居易的脍炙人口的长诗《长恨歌》，全诗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开宗明义第一句却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汉皇本为汉武帝刘彻，诗人说汉武帝“一心要想寻找美女”，实际上是指唐玄宗李隆基的所作所为。还有像杜甫《兵车行》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和《秋兴八首》中的“武帝旌旗在眼中”，其“武皇”、“武帝”原都是指汉武帝，都被诗人借用来指称唐玄宗。
诗人们在叙写唐代将领时，常提及汉时的著名将领李广。刘禹锡的《平蔡州》，叙写了李愬攻下蔡州生擒叛将吴元济的故事。“汉家飞将下天来，马棰一挥门洞开”，这里的“汉家飞将”就是西汉时被称之为“飞将军”的李广，诗人以此指称李愬。王昌龄的《出塞》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也把能保卫边塞安宁的唐代将领统称为“龙城飞将”李广。高适在《燕歌行》中，则用“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诗句，借赞叹汉代名将李广，以讽刺当时不体恤兵士的唐代将领。至于泛泛地用“汉兵”、“汉将”、“汉军”等来指称唐代的将士，唐诗中就更为普遍了。柳宗元《古东门行》中“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其中的三十六将军，原来指的是汉景帝当年派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攻击吴楚一事，这里诗人用它来指唐宪宗调兵遣将规模之大。唐代边塞诗人的诗作中则常出现以汉兵、汉将指代唐兵、唐将的诗句，像高适《燕歌行》中的“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等即是。
另外，唐诗中又常用刘汉王朝与北方“匈奴”的战事来指称唐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的冲突。像王维的《塞上作》，全诗借汉朝与匈奴的对抗来指说唐朝对吐蕃的斗争。张籍在《征妇怨》中反映唐代战争的残酷，也有“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的诗句。王昌龄《从军行》中“不破楼兰终不远”，描写的是唐代将士在战场上的情况，而“楼兰”却是汉时西域少数民族的政权。岑参的诗作中也有“前年斩楼兰，去年平月支”的述说，其中的“月支”与“楼兰”用法完全一样。还有“单于”，本为汉代北方匈奴的首领，唐诗中也常用来指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高适《燕歌行》中“单于猎火照狼山”，说匈奴的军队已开到了狼山，实际上是说唐代北方的契丹已打到了狼山。李欣的《古从军行》，咏的是汉史，讽刺的却是唐代轻启战争，致使将士生命涂炭的统治者。“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说无数战士的生命所换来的只是向汉家王朝进贡葡萄－－借汉代的故事来说明唐代穷兵黩武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用汉代某些建筑的名称来指称唐代的建筑，是以汉代唐的又一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所提到的“太液池”、“未央官”、“椒房”、“鸿都门”、“昭阳殿”都是汉朝宫苑之名，诗人都借用来指称唐朝的池苑和宫殿。王昌龄《少年行》中的“长杨”、“建章”，杜牧《早雁》中提到的“长门”，也均为借汉代唐的宫名。
唐诗中以汉代唐如此之多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就唐代诗人自身而言，本朝人叙写本朝事是有诸多不便的。在我国古代，下笔行文时对当代君主以及所尊敬的人不得直称其名，而必须用其它方法称呼。这种严格的“避讳”，使得诗人不便直陈其事，而讽刺、暴露一类的诗篇则更不能指名道姓直述胸臆了。所以诗人们就采用了明说汉实指唐的借代手法，用超越时空的联想手法来创造一种意境——诗中写汉是虚，诗外之意指唐才是实的。
那么，唐诗中为何又多以汉来代唐，甚至把那些并非汉、唐相关相联的事物也冠之以“汉”？像“汉使亦来稀”、“能兼汉月照银山”中的“汉使”、“汉月”等。这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秦王朝首次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封建帝制，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蓬勃发展，则是汉代才有的情况。汉代(尤其是西汉)的强盛，不仅当时威振四方，而且影响久远。我们仅从中国的语言文字等自汉代始被冠以汉字、汉文、汉语之称，并传诸后世，就足可见汉代威名影响之大。而从汉代至唐代，其间虽有数百年之久，但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年月，社会都处于动荡混乱之中；隋朝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直到唐朝，中华民族才又开始真正统一强盛起来。唐代的人自己也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实力。回顾历史，唐代人毫不含糊地认为：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前朝能与唐代相类比的只有威名久远的汉朝。史实也证明了唐代人的这种自负是有一定道理的——汉、唐两朝尽管相距数百年，但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并齐名于世界。所以，“唐遵汉法”既是唐王朝统治者建立、巩固其封建帝制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唐代人常常以汉代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