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自比“管仲、乐毅”
管仲、乐毅其人：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齐桓公（前685—前643），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齐国是周朝诸侯国之一，缔造者为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周室近亲。
管仲辅佐齐桓公经过了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适时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
“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次年，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
乐毅 生卒年不详，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报了强齐伐燕之仇。
燕昭王（？-前279），前311即位，在位32年。燕昭王姬职，周召公三十八代孙。
乐毅少年聪颖，喜好兵法。深得赵人推崇。赵武灵王时，因避沙丘之乱来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当了大夫。此时，燕昭王因为子之之乱而被齐国打得大败，燕昭王时刻不忘为燕国雪耻。但燕国弱小又地处僻远，昭王自忖力量不足以克敌制胜，于是便屈己礼贤，延聘贤能之士相佐。首先礼待郭隗，借此招揽天下英才。乐毅适于此时替魏出使到燕国，燕昭王用客礼厚待乐毅。乐毅谦辞退让，最后终于被昭王诚意所动，答应委身为臣，燕昭王封乐毅为亚卿(仅次子上卿的高宫)。
燕昭王欲兴兵伐齐，遂问计于乐毅。乐毅回答说；“齐国系霸主之余业，地广人多，根基较深，且熟习兵法，善于攻战。对于这样一个大国，虽有内患，仅由我们一国单独去攻打它，恐怕很难取胜。如果大王一定要去攻伐齐国，必须联合楚、魏、赵、韩诸国，使齐国陷于孤立的被动地位，方可制胜。”这就是所谓“举天下而攻之”的伐齐方略。
燕昭王接受了乐毅的建议，便派乐毅去赵同惠王盟约攻齐，并请赵国以伐齐之利诱说秦国，予以援助。又派剧辛为使又分别到楚国和魏国进行联络。当时各国都因厌恶齐愍王骄暴，听说联兵伐齐，均表赞同。
乐毅返燕后，燕昭王在公元前284年派乐毅为上将军，同时赵惠王也把相印交予乐毅，乐毅率全国之兵会同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军兴师伐齐。齐愍王闻报，亲率齐军主力迎于济水(在今山东省济南西北)之西。两军相遇，乐毅亲临前敌，率五国联军向齐军发起猛攻。齐愍王大败，率残军逃回齐国都城临淄(参见济西之战)。乐毅遣还远道参战的各诸侯军队，拟亲率燕军直捣临淄，一举灭齐。谋士剧辛认为燕军不能独立灭齐，反对长驱直入。乐毅则认为齐军精锐已失，国内纷乱，燕弱齐强形势已经逆转，坚持率燕军乘胜追击。
乐毅率燕军乘胜追击齐军至齐都临淄。齐愍王见都城临淄孤城难守，遂率少数臣僚逃往莒城(今山东省莒县)固守。乐毅用连续进攻，分路出击的战法，陷城夺地，攻人齐都临淄后，尽收齐国珍宝、财物、祭器运往燕国。燕昭王大为欣喜，亲自到济水前来犒赏、宴飨士兵，为酬谢乐毅的功劳，将昌国(在今山东省淄川县东南)城封给乐毅，号昌国君。
乐毅率燕军半年内连下齐国70余城，仅剩聊城、莒城、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3城仍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其余全部并人燕的版图，燕前所未有的强盛起来。乐毅认为单靠武力，破其城而不能服其心，民心不服，就是全部占领了齐国，也无法巩固。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方针，对已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的固有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收服人心的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乐毅攻燕齐五年，攻齐70余城，皆为燕地。
东汉之末，天子失去统驭能力，群雄并起，与春秋战国相似。孔明隐居南阳时，与诸名士讨论天下大势，大家认定：曹操势力最强，非联合天下之力，不能把他消灭，希望有春秋时的管仲和战国时的乐毅这类人才出现。于是孔明遂自许：有管仲、乐毅的本事，能够联合群雄，攻打曹魏。这是所谓“自比管乐”了。及到刘先帝三顾草庐时，所有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一一消灭，仅剩一个孙权，所以诸葛武侯在隆中，同刘备定的大政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攻曹魏，合两弱国以攻一强国。其政策与乐毅完全一样。乐毅曾奉昭王之命，亲身赴赵，把赵联好了，再合楚魏宋之兵，才把齐打破。孔明奉命入吴，说和孙权，***破曹操于赤壁，其举动也是一样，此即孔明自比乐毅所由来也。至于管仲纠合众弱国，以讨伐最强之楚，与孔明政策相同，更不待言。
由此知孔明联吴伐魏的主张，不外管仲、乐毅的遗策。
最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千百年来，人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齐桓公姜小白—姜太公后人，周室近亲；燕昭王姬职—周召公三十八代孙，是当时诸侯中与周室关系密切且有较强实力的人物。故诸葛亮继承的管、乐之精神，他所需要的是重建一个社会秩序，而当时衰落的汉天子哪有这等能力?故其欲实现自己胸中的抱负，只能在汉室宗亲中择一实力派人物了，刘备无疑是第一人选。
诸葛亮生逢其主，他是幸运的；而他生不逢其时，他却又是可悲的！或许，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有着诸多的悲喜、欢忧，悲喜交替，欢忧皆有的，也就是很难做到完美！
释好为《梁父吟》
《三国志．诸葛亮传》未载亮所吟《梁父吟》原辞内容。最早记载的是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其辞云：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太平御览》、《寰宇记》作阴阳里)。里中有三坟(《乐府诗集》：坟作墓)，垒垒正相似。问是淮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西溪丛语》：文作又)能绝地理(《乐府诗集》：理作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诸葛亮在《梁父吟》中所表现出的其早期的政治思想，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含义：
1．这首诗通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寓意“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历史教训。诗中盛赞三勇士“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寓意齐国之士虽文武全才，却不能团结一心，用才于国，反而仅因细过，即文设阴谋，武遭谗害。诸葛亮对这样的文武关系带给社稷国家的危害，是很叹惋的。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这个“谗”字可谓全诗的诗眼和中心，点明了诸葛亮的政治态度。诸葛亮用这个“谗”字，既表明对三壮士骄矜自伐，仅为小过而死却不得其所的惋惜，又是对齐国相晏婴待士不以其方，竟以谗言构陷，提出了谴责。在诸葛亮看来，晏子好言人恶，擅杀国家勇士之举是不可取的，属于小人进谗的行为。对齐国三勇士的正确处理办法，应是避其骄矜弱点，扬其勇武优长，待士以诚，国家才得和安兴旺。
诸葛亮后来在蜀中处理李平事件时曾说：“今篡贼未灭，社稷多故，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步出齐城门”一诗，可说是早在隆中时期就“已定于其始”了。按照国事惟和的方针，就应该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手段，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时刻注意以“和同”的精神处理国事，国家才能旺盛，汉室恢宏的统一大业才能成功。
如果以小人进谗的手段，谮害有缺点的勇士，只能造成士亡国弱的悲剧。为相之道，在于明智， “老氏称知人才智， 自知者明。”①晏子自为国相，乏驾驭勇士之才，可谓无自知之明；看不到三勇士的长短优劣，可谓无知人之智。以谗言害士，可谓无器量之才。
晏婴在将相关系上的失策，诸葛亮早在隆中便加以检讨并深以为训。这从诸葛亮在后来治蜀时善于举贤用人，既明且智处理将相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在诸葛相帐下，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但二人又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有着特殊恩信依附关系。马超勇武超群，出身高贵，但待刘备轻慢无礼，“与备言，常呼备字”。诸葛亮对待这些猛将，既看到他们的弱点，原其细过，而以适当方法抑其所短；又看到他们轻死重义，心为社稷的优点，而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用其所长，待之以诚，使这些跋扈将军心悦诚服，纳于正轨，对于关羽与马超之间比高低的私人意气之争，诸葛亮用一纸书信恰当称颂二人才干，使美髯公“省书大悦”。在用兵遣将时，诸葛亮常用激将法，但事后总要向中计者开释，使之豁朗。对人对己，皆绳之以法，决不因细过而谮害将士。“伐平之短，莫若褒之”，即使对不能原宥的“导人为奸”，危害国家的小人，也是以法制裁，而不是进谗构陷。这可谓既有知人之智，又有自知之明。
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其早期在隆中“好为梁父吟”所表现的胆识的一个方面的实践。这与晏婴在处理将士问题上智术的短浅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以管仲、乐毅自比，而不自况于与管仲齐名，司马迁都愿生与同时，忻慕执鞭的晏婴，这是有深刻含意的，表现了他政治态度的严肃和鲜明。
2．这首诗表现了诸葛亮早期渊源于儒道结合的思想和情操。诗中说：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三勇士之死，不是留下载之史籍的功业，而只不过为一环黄土，垒垒相似的三座孤坟。这短短的设问，表达了丰富的情感。这其间所发出的对死生新故，荒坟契阔的感叹，与诸葛亮在隐居隆中时所表现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思想是一致的，寄托着逊位躬耕，独善其身，穷达天命，智者不忧的初志和宁静淡泊的布衣情操。是诸葛亮清静无为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来源于黄老之学。《淮南子．主术》云：“非澹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王充《论衡．自然》云：“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己，而阴阳自和。”黄老之学在汉初作为治国经邦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到汉魏之际早巳衰落，但作为修身养性，正身恭己的自我道德修养的思想武器，在当时苟全于乱世的清流士大夫中并未失掉其魅力，后来还发展为玄学。这就是诸葛亮为什么要在隆中躬耕西亩，长吟梁父，并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作为一生座右铭的最主要的思想根源。在汉末宦官外戚政争不已，党锢狱兴， “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的时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魏晋去就，易生嫌疑”，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矛盾重重，一般清流士大夫多受压抑，人人自危，常思图身之事，或从隐居退逊中找安慰，或从自我道德中求完善、清静，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斗争。
因此，东汉时期在思想文化史上表现为儒学今古文之争风气渐衰，而清议品藻之风日盛，到魏晋时期，更向玄学中的儒道合、儒道同学派发展。诸葛亮正是汉魏之际这种转变时期的人物。他在隆中高吟梁父，淡泊隐居，实是道家黄老思想在其自我立身之道上的反映，是怀抱雄才而未遇明主的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的反映。
除了道家思想渊源一面外，诸葛亮早期政治思想还有另一重要方面，即“自比于管仲乐毅”，希冀遇明主以俟时而动，展其济世之才，实现“游步中华，驰骋龙光”的政治抱负，这是诸葛亮早期隐居隆中时崇尚务实济世的儒家今文学派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