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散文网 - 竹子的诗句 - 乾隆的诗到底有多“烂”

乾隆的诗到底有多“烂”

乾隆的诗到底有多?烂?呢

中国历代国家领袖中,最热爱舞文弄墨的,莫过于清代乾隆皇帝。

乾隆不仅是小吃题名专业户,还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数量最多的人。据统计,现存乾隆诗作***计 43584 首,几乎抵得上一部《全唐诗》。

对于这样的成就,乾隆自己颇为得意。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骄傲的宣称:「余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相等),可不谓艺林佳话乎?」

只可惜,乾隆的「艺林佳话」在当代彻底破产。今天谈起乾隆,无论谈论者是否真的具有文学鉴别能力,其诗作与品味都已沦为笑柄。

乾隆的诗到底有多烂?主要问题出在哪?怎样以正确的姿势把他批判一番?

乾隆的诗烂在哪

乾隆的诗多而烂,对于大多数文史爱好者已是常识。只是他的诗到底烂在哪,却长期缺乏正面回答,流行的解释大多难以成立。

例如,互联网上长期流传着一些所谓的乾隆诗作,被视为其水平低劣的明证: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落入梅花都不见。

远看城墙齿锯锯,近看城墙锯锯齿。

若把城墙倒过来,上边不锯下面锯。

其实,这些诗句并不见于乾隆的《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不过是虚构的笑话段子,与乾隆根本没关系。

另一种看法则从数量下手,直觉认为乾隆作诗既然如此之多,质量自然不堪入目。

然而,南宋大诗人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余首;陆游晚年把诗当日记写,传世近万首中一半以上是老年高密度创作,甚至留下了「洗脚上床真一快」的败笔。

陆游历来以爱国诗人示人,但爱国题材只占其诗歌总数的一小部分

但他们的地位仍远超那些精雕细琢一辈子的小诗人,可见创作数量与其总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那么,乾隆的诗究竟烂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需以传统诗学来考察其数量庞大的存世诗作。长期以来,只有钱锺书的《谈艺录》做过专业的点评。

钱锺书

钱锺书指出,乾隆诗的技术特征包括好用「当句对体」、对仗纠缠堆砌等。而他对乾隆最激烈的恶评,则针对着其滥用虚字的毛病:「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

钱锺书为何对乾隆如此反感?滥用虚字又怎样影响了其诗的艺术性?

这得从「语助」和「以文为诗」两个概念说起。

传统文学中的「虚字」「语助」,是指文章中无实际意义、用于强化情感和逻辑关系的字词,如之、乎、者、也、其、或、所、以等等。在中古之前,最常见于史传、策论、序跋之类的散文文体。

《兰亭集序》中便大量运用虚字

早期唐诗绝少在中间两联运用虚字。中唐之后,「以文为诗」理论兴起,提倡用散文句式写诗,运用范围才逐渐扩大。在这类诗里,虚字能起到强化语气、衔接逻辑的作用,使叙事和议论流畅自如。如苏轼《石苍舒醉墨堂》,就是其中上品: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然而到了乾隆这里,「以文为诗」被彻底念成了歪经。

乾隆写诗极爱用散文句法,晚年诗几乎无一不用虚字。但这种技巧运用与语言美感完全不搭边,如下面这些《御制诗集》里的作品(虚字加粗标出):

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

但是几余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时。

以书记起用,古有今则无。

有之祇一人,曰惟观承夫

然仅能如此,诚亦蒿目予。

徒以莅任久,稍与姑息俱。

未至大狼藉,何必吹求吾。

成全良已多,讵非佳事乎。

本朝善治河,靳辅齐苏勒。

斌实可比靳,弗徒保工急。

至其于齐也,有过无不及。

惟是闭三坝,自信过于力

这些只有格式像诗的东西,要么像村干部讲话一般拖沓无聊,要么就像「然仅能如此」「自信过于力」这样,让人一眼看穿强行凑句的尴尬。难怪钱锺书称其「极以文为诗之丑态」,对其深恶痛疾。

乾隆为什么会把诗写成这样?

事实上,滥用虚字只是乾隆诗体崩坏的缩影。

中国诗的一大特长是善于描写意象,融情于景,一首诗的诗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然而在乾隆晚期的诗作中,意象描写完全被边缘化,很多作品通篇没有一个意象,连赏花观池之作,都写成了流水账、发牢骚和端着架子讲道理:

往岁山庄八九月,桂先菊后例观之。

秋迟回跸早如昨,桂菊却怜两负期。

池上居诗不可无,识将岁月以详乎。

明来昨往今非住,老至壮过幼更徂。

设曰鲜民惭视彼,惟斯育物未忘吾。

对时中有权衡在,肯作吟风咏露徒。

但乾隆偏偏对这种写法极为自信,甚至公然宣称「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

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乾隆为何滥用虚字,其作品又为何遭人恶评。

因为乾隆完全不在乎营造意境,只顾把自己的各种感想写成五言或七言的句子,只能用大量虚字来组织句法、凑字凑韵。这样的诗自然无诗意可言。

他发来发去的感想,无非是勤政爱民、谦虚自省、关心民生等固定套路,内容单调无聊,句法又烂俗拖沓,再加上一天几十首的批发产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实在很难不遭人嫌弃。

乾隆的另一爱好是把诗题在各种文物或器物上,尤其显得无自知之明。图为《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局部,现代鉴定为伪作,但被乾隆视为真迹

除了前面的几种观点,还有人用「词臣代笔说」来攻击乾隆的文学水平。不过,既然《御制诗集》里的作品已如此不堪,烂法还都高度相似,再追究个别诗句是否由词臣润色或代笔,实际上毫无意义。

而且,被今人视为烂诗的上述特征,其实是乾隆有意追求的结果。

乾隆烂诗进化史

与多数人的偏见不同,乾隆自幼便接受了顶级的汉学教育,年轻时反而不乏水准之作。如下面这首古体诗,便是他当皇子时的作品:

秋阳皎皎秋风起,千山万山收红紫。

南苑平芜晓色寒,游丝白日长空里。

我从前岁罢秋围,经年未到南海子。

重来历历忆旧游,真教见猎心犹喜?

乾隆当皇子时打扮成文士的画像

乾隆当皇子时打扮成文士的画像

事实上,乾隆的诗完全遵循着越写越烂的退化规律。

有研究者按时间顺序阅读乾隆每年元旦时的诗作,结果发现,乾隆早年对诗的态度与晚年大为不同。在登基后的前几年里,他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少,到乾隆十年(1745)之后,每年数量才逐渐提高。

乾隆早期风格更类似于传统的唐代宫廷诗体,而前述的烂诗特征到晚年作品中才较明显。其滥用虚字的习惯,则是自乾隆二十年(1755)才越发严重起来的。乾隆最烂的诗,几乎全是晚年作品。

如乾隆五十七年(1799)题在五台山塔院寺的御笔诗:「两塔今唯一尚存,既成必坏有名言。如寻舍利及丝发,未识文殊与世尊。」

乾隆的诗为何越写越烂?

与寻常印象不同,乾隆并未在当上皇帝后自我膨胀荒废诗艺。恰恰相反,他常在诗文里写到检视旧稿时的反思心得。其诗歌风格的变化,正来自长期的学习和思考。

而他学习的对象,都是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家:杜甫、元稹、白居易。

乾隆最敬仰的诗人是杜甫,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其敬意。不过,乾隆对杜甫优点的认识并非句法格律的工巧,而是其每句诗都能体现忠君爱国的政治立场。与之相比,李白则因自由散漫遭到恶评:「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

杜甫有一类作品,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而被称为「诗史」,尤其得到乾隆推崇。乾隆晚年自道其作诗宗旨:「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词,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也就是说,乾隆的诗之所以只顾叙事说理而不顾描写意境,甚至把每天的批奏折的感想写成流水账,正是学习杜甫「诗史」的成果。

乾隆晚年「诗史」的另一特点是在记事的诗句后附上长长的脚注,详细注明相关事件。如上图「去岁青黄异涨逢」一句后的脚注长达 215 字。

在创作实践中,乾隆最喜欢的诗人是元稹和白居易,集中体现为其诗集中数量庞大的追和与模仿作品。

在《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中,乾隆追和白居易诗*** 20 题,追和元稹 9 题*** 111 首;标题写明模仿元稹者 6 题 86 首,模仿白居易者 10 题 59 首。

需要说明的是,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都是以句式通俗浅白、内容强调政治教化而闻名的,素有「元轻白俗」之说。

乾隆将这种理念更进一步,便造就了其「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的批发式作诗法,和复述文件般的诗句。

不难发现,乾隆学习杜甫与元白的动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乾隆写下这些烂诗,既是要用诗的形式向大清臣民讲政治,也是要让后人看到他一生的功劳和德行,千万不能像李煜那样的亡国之君。

乾隆对文学政治性的敏感,集中体现于他在位时多达 135 起的文字狱里。内阁学士胡中藻的诗里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怒斥其「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终将他满门抄斩。

因此,面对这位学诗学到走火入魔、但又掌握着大义名分、颇有理论自信的皇帝,词臣们能做出的唯一合理的反应,便是拼命赞美皇帝的诗作水平。

如大学士纪晓岚肉麻的吹捧道:

「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是以圣学通微,睿思契妙,天机所到,造化生心。如云霞之丽天,变化不穷,而形容意态,无一相复;如江河之纪地,流行不息,而波澜湍折,无一相同」

钱载、翁方纲和刘墉等人,还大量创作模仿「御制体」的诗与乾隆唱和。皇帝看到词臣们争相采用自己的写作技巧,自会认为他们的赞赏并非客套奉承,写起烂诗来更加坚定。

不过,乾隆绝不是「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的最后一人。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在视察河北张家口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口蘑之名满天下,不知缘何叫口蘑?

原来产在张家口,口上蘑菇好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