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精神铸诗篇
——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即杜甫在成都草堂定居后的第二年八月，这时诗人已经五十岁。这首诗通过茅屋被秋风所破的惨状以及屋漏雨湿苦况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宁愿自己受冻而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主义胸怀。
杜甫于“安史之乱”后，经过了一番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国破民困之痛和饥寒交迫之苦。于乾元二年(759)，他“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到达了四川的成都。这年春天他从洛阳到华州，秋天自华州到秦州，冬初自秦州到同谷，年底由同谷入蜀。杜甫携家带眷，长途跋涉，一路之上见到的是饿殍遍地、白骨满野的惨象，听到的是征战不息、动乱不已的讯息，过的是“不爨井晨冻，无衣夜床寒”(《空囊》)的日子，有时甚至还要靠拾橡栗、挖野芋充饥。到了成都之后，得到友人严武等人的帮助，在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他自称为“浣花草堂”。杜甫对草堂很是满意，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为农》)。成都政局的暂时稳定，自己由飘泊流徒转为定居，使杜甫的心情逐渐愉快起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 自然环境安静优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家庭生活怡然而乐；“童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 (《早起》)日子是多么优裕舒适。诗人在此安居了一年多时间，正当草堂经营得初具规模时，他避开了政治的暴雨，却碰上了自然的狂风——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风速很快，风势极猛，风力特大。“八月秋高风怒号”，首先点明八月这台风季节，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接着于“秋高”后缀以“风怒号”，写出了风云突变，狂风骤至。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蓦地风吼如雷，震天撼地，从这天时变化之快上，可见风速之快，从“怒号”的声势上，足证风威之盛。接着诗人从四个侧面来具体表现风力之猛：卷起屋上“三重茅”草，可见千钧之力，茅飞渡江，可见送程之
远；高挂林梢，可见飞扬之高；下沉塘坳，可见旋动之势。因为址卷了“三重茅”，所以也才有到处飞洒的可能。从卷起茅草的“多”和茅草飘飞的“远”、 “高”、 “低”几方面把风写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如感其力。写风愈大，愈显得屋破之惨。
秋风破茅屋，是诗中叙写的主要事件，也是借以抒发感情的基础，因而从风写起，并紧扣住风与茅的关系行笔，因风大而茅飞，由茅飞见风势，这不仅一下子就点明了题意，而且为下文写与儿童争茅、屋破雨漏设置了条件。风本无形可睹，只有通过受风之物来表现。使风具体化，可以写树木折断，也可以写江河如沸，而诗人只收笔于茅上，笔墨集中，语言经济。风破茅屋，诗人眼看惨淡经营的茅屋毁于一旦，痛心疾首，他多么想收集残草，重新整修。可是一群邻村儿童却又乘风抢草——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依杖自叹息。
这一富有戏剧性的镜头，把诗人焦灼的心情写得形象逼真。南村群童看到遍地乱草，争着拾回去烧火，诗人大声制止也无效，他们身子一闪就躲进竹林中去了。我们看到年老体弱的诗人，在呼啸的狂风之中，一面抢着去抓那些稍迟即逝的茅草，一面呵斥行动敏捷的拾草小孩，草飞迅疾，他行动迟缓，风声尖厉，他声音嘶哑，更加显得诗人的心急如焚。
这一风中夺茅的插曲，作者意在表现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虽然诗中用了“群童欺我”、“忍能对而为盗贼”等带有贬意的语句，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大风把茅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要想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这一节仍然是围绕着“茅”来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诗人跌跌撞撞追不上茅草，唇焦口燥喊不住群童，只有归来倚杖自叹息，他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知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损船偏遇顶头风，破屋又遭连夜雨，诗人在叹息声中，又迎米了新的灾难——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风定雨至，屋漏难眠，屋破之后，穿风漏雨，一家人都难以入睡。“娇儿恶卧踏里裂”，“恶卧”是说小孩子不好好睡觉，不是一般的“睡态不好”。因为“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床上地下已是雨水漫流，秋风秋雨冷飕飕，加上“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败絮，又硬又冷，小孩子怎么经受得了，那里能酣然入梦。他们在那里乱踢乱蹬，陈旧不堪的被里子也给蹬裂开了。诗人自从社会动乱以来，国家安危常燃烧着他的心，民生疾苦常煎熬着他的胸，使得他经常失眠。如今身在屋内，抬头见天；躺在床上，身边有水，眼看小儿都难入睡，自己又怎能合眼。抚事感时，万念交集，自然通宵不眠了。
写屋破雨漏的苦况，诗人取娇儿“恶卧”这一典型细节很有代表性。无知小儿原是嗜睡的，他们固然不知忧国念民，即就是风破茅屋，他们也是不知生活的艰辛的。可是现在却不好好睡觉，由此更可想知大人一定在那里唉声叹气，想得很多，很远。漫漫长夜，诗人横思纵想，千感万虑，最后归结为一点——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颠，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玻受冻死亦足！
一家处于风袭雨凌之中，诗人不拘于一家的寒暖，不囿于一己的哀乐，而大声疾呼拯天下寒士于凄风苦雨之中，救广大贫儒于水深火热之间，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放射着人道主义的灿烂光华。如前所述，诗人久经丧乱而到成都，劫后余生，对安定的环境自然十分珍惜。诗人得以筑成草堂是不容易的，对可以安居的草堂感情是很深厚的。这次台风袭击，将茅屋前的楠树也绐拔了。“虎倒龙颠委榛棘”，“草堂白此无颜色”，(《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他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是很痛惜的。诗人在这种境遇之下毁了安身之所，不陷在个人的悲苦穷愁之中，而是想到“天下寒士”有风雨不动的广厦千万间，胸怀是多么开阔，思想是多么高尚。
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诗人，目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惨痛现实，身受兵荒马乱的荼毒，备尝辗转流徙的苦味，他忧国忧民，多么希望改变现状哟；“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更横索钱”(《昼梦》)，“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他希望省刑罚、薄税敛，可是却找不到使得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真正好办法。杜甫找不到救治社会的药方，徒有改造社会的愿望。他这种“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舍己为人的思想很是难能可贵，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应该予以肯定；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自屈原以来文人创作的优良传统。
这首诗由叙事和抒情两大部分组成。诗的主旨全在篇尾的一段抒情，激情奔放如山呼啸，思想闪光似霓红丽天，可是诗人却从叙事入手，因事入情，借事抒情，抒情如水到渠成，孕足而娩。
叙事时径情顺连，由叙事到抒情，则逆义反联。叙事按风来、屋破、雨至、屋漏的顺序，依下午、傍晚、入夜、夜深的次第来写，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与雨的变化，写足了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况，一苦风卷茅草，二苦群童抢草，三苦屋漏雨湿，四苦通宵难眠。在苦之难熬的基础上，展开了联想，想到天下寒士如何才不苦。由自己的受寒，想到天下寒士；由自家的屋破，想到风雨不动的广厦，由一家的愁苦想到天下寒士的欢颜。这样写，联系自然，对比强烈，写出了新意，拓开了境界，使人感到诗人身居破屋之内，辗转床褥之上，却心游四海，胸怀八荒。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语畅情酣，充分发挥了歌行体自然流丽的长处，对于擅长排律的杜甫说来，自然属于难得的佳作。这是因为内容决定了形式，表现狂风乱雨、茅飞屋漏等，如果孜孜以求对仗工整，斤斤计较声律的细密，则将束缚感情的宣泄。且杜甫入蜀之后，诗风也有所变化，社会生活促使诗人的世界观、艺术观起了变化。明代胡震亨就指出“千载仅有杜诗，千载仅有杜公诗遘耳”，“论杜诗者论於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 (《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也就是说有如此生活才有如此之诗。这种明白如话的语言，如脱口而出，无丹铅之色，无扭捏之态，无矫饰之音，白描式的勾勒，形象逼真，动人心魄；加之语句参差错落，基本七言，间之以短的二言，长的九言、十一言，在慢声中有顿挫，有助于跌宕起伏的感情表达，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人道主义胸怀，一向为人所称道，因而此诗曾被誉为富于人民性的优秀篇章。而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却认为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谈不上有什么人民性。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首诗的人民性问题，现在谈谈我们的看法。
郭老认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主要就是看作者是否站到人民的立场和表现了人民的感情。杜甫的这首诗中“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 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没有功名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我们认为这种对诗的分析不切合实际，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
先谈“他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的问题。秋风破茅屋，把茅草吹得到处乱撒，一群邻村儿童乘风抢草，诗人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一段风中夺茅的描写，虽然用了“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其词面虽带有贬意的语言，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是意在表现诗人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诗人经过较长时间地集资，惨淡经营而成的草堂，一旦毁于台风之下是很痛心的。大风把茅屋上的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想要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公然抱茅入竹去”的那些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唇焦口燥呼不得”的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也就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因此诗人“归来倚杖自叹息”，就不纯然悲叹世风日下，风俗不淳，而是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明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诗的这部分描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更为最后翻跌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愿望预设了对比条件。我们解诗时决不可浅看字面轻为诠释，刘勰讲：“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文心雕龙．知音》)“忍能对面为盗贼”，不可轻解为“好忍心呵，当我面就做强盗。” (郭老的译文) “忍能”是“竟能”的意思，“为盗贼”也只是“抢夺”之意。这和“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新安吏》)，“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 (《陪章留后侍御(彝)宴南楼》)等诗中的“贼”、“寇盗”含意不能等同。至于说称自家的小孩子为“娇儿”，同样是为了显示屋破后的苦况。疼爱的孩子不愿意睡觉，是因了“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老絮，又硬又冷，加之“床头屋漏无干处”，雨湿后更难安睡，把被里子都蹬裂开来了。本是希望娇儿早早入睡，可是又无法安眠，这不更显得屋破雨漏的苦不堪言吗?因此，不要只从“盗贼”、 “娇儿”的字面上看，就判定诗的内在感情。当然诗人对于抢茅草的群童和自家的孩子，因关系有亲琉之别，具体情况又有利害得失，自然感情上也不是一视同仁的，更不会爱邻村群童胜过了自家子女。对于封建士大大来说，我们也不应作这种苛求。
再谈他所要“庇”的“寒士’’的问题。郭老因为先给杜甫定了地主阶级意识，因而也就认定寒士是“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其实“寒士”也就是指贫穷的人。《南史·刘祥传》：“彦回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能免寒士。”这里的寒土，就是指贫微之人。再说，即使寒士是指未得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又怎么不可以归为“民”和“人民”呢?封建社会中也决不只有农民才称之为人民的，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