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驾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更休怨杨妃。
唐诗人罗隐的这首《帝幸蜀》，从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黄巢军攻克长安，唐僖宗逃蜀之事，表达了对杨贵妃之死的态度。这首诗构思别致，表现手法奇妙。而表达之意非常明白，即讽刺批评了那些把安史乱由妄加在杨贵妃身上的观点。清同治年间诗人赵长龄《马嵬》一诗：“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意亦如此。这首诗简洁直浅，观点鲜明。安史乱由，罪责当谁，读者不难辨知。
李益是中唐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曾先后两次途经马嵬驿，怀古抒情，写下了三首诗歌，其中一首《过马嵬》写道：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
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其时，安禄山反迹已露，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可是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个须眉男子直言谏上，改变事态。两京沦陷，君臣西逃时，竟把罪责加在了杨贵妃身上，显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不由诗人不为杨贵妃鸣冤叫屈，“留记千年妾泪痕”，深沉之冤，不平之气溢于言表，扑面而至。诗人在另一首《过马嵬中》又写道：
金甲银笙尽已同，苍茫罗袖隔风尘。
浓香犹自随銮辂，恨魄无由离马嵬，
南内真人悲帐殿。东溟方士问蓬莱。
唯留坡畔弯环月，时送残辉入夜台。
长安收复，玄宗回京，一切依旧。唯有杨贵妃尸骨留在了马嵬坡。她孤魂无依，遗恨满腔。诗人表达的情感，极易引人***鸣。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咏写的马嵬诗可与李益引为同调。他的诗作鞭辟入里，揭示本质，把酿成“安史之乱”的责任完全归到唐玄宗身上，廓清了许多迷雾。他的《马嵬二首》之一云：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这道诗首句概括了“安史之乱”初起时的情景，第二句从两面落笔，持论确当，先说杨贵妃之死，是玄宗一手导致的；再言他西逃幸蜀，丢了皇位，也是咎由自取。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最后指明责任全在唐玄宗本人。这首诗语意深邃，观点辨证、洞察实质，是有关杨贵妃诗中一首难得的佳作。
古来很多人认为杨贵妃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罪在不赦。不少诗人也持这种“女人祸国”论，在这种观点的诗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杜甫的《北征》诗云：
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杜甫在诗中回顾了当年的兵变和兵变后历史的发展；对“马嵬兵变” 做了简单评价，维护唐玄宗之意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唐朝鸿运的中衰，责任不在“明皇”李隆基，而在于杨贵妃及其家族。显然，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以儒家思想来立论的。在此观念中，圣明的天子永远圣明、无由指责，连唐玄宗的狼狈逃蜀也是“与古先别”。
与杜甫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些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马嵬行》中有“军中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的诗句。”“戚族”“妖姬”专指杨国忠、机贵妃。从用词的褒贬色彩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明代诗人石川席在《马嵬怀古》一诗中写道：
玉貌红颜称太真，当时寄发宠恩新。
胡儿向事先忘母，是使妖姬逼上宾。
清代诗人李化楠的《杨贵妃墓》，表达的也是这样的观点。诗云：
香肌红颜貌如仙，一曲霓裳绝可怜。
谁使君王西出走当时还赐洗儿钱。
这两首诗着眼于杨贵妃的美貌及其荒淫腐化的生活，认为她是“以色祸国”，把“安史之乱”的祸由推在了杨贵妃身上。
在吟咏杨贵妃的诸多诗歌中，除了泾渭分明，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外，还有一些诗人站在其他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林则徐路过马嵬，作有《题太真墓》（八首），其第一首写道：
六军何事驻征骖，妾为君王死亦甘。
抛得娥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
林诗以杨贵妃的语气，表达了甘愿牺牲自己保全唐玄宗、乃至整个唐王朝命运的可贵品质，把杨贵妃的死境界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尾句又暗含着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对唐玄宗薄情寡义的谴责。感情沉郁，引人深思。
清代极负盛名的诗人王士祯《渔阳续集》中有一首《马嵬怀古》，诗云：
何处长生殿里秋，无情清渭日东流。
香魂不及黄幡绰，犹占骊山土一丘。
黄幡绰，盛唐时长安第一优人，梨园乐工。其滑稽多智，深得唐玄宗喜爱，死后葬在骊山。诗作自然流畅，感情深沉。写“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死后草葬荒坡，尚不及一梨园弟子，凄悲、衰叹之情溢于言表。
明代画家，文学家唐寅（唐伯虎）有一首《题太真图》写道：
古来花貌说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
一曲霓裳未终曲，金钿早委马嵬坡。
唐寅的这首诗是对杨贵妃红颜薄命的哀叹。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三云：
万图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这首诗描绘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宫中和蓄意叛乱、造他们反的安禄山狂欢***饮的情景，极具讽刺意味。是对李、杨醉生梦死、不辨忠奸的讥讽和鞭挞。
清代女诗人陈葆贞在她的《杨太真》诗中表达的是另一种观点:
一死能教国难平，马前值得早捎生。
红颜若向升平老，未必君王不负盟。
此论自成一家，先说杨贵妃死得有价值，再从女性的角度对她即使不死，能否和唐玄宗白头到老提出质疑。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众多吟咏杨贵妃的诗歌作品中，有两首诗不能不特别提及。
第一首是宋代末期隐逸诗人真山民的《杨妃》，诗是这样写的：
三郎掩面马嵬坡，生死恩深无奈何。
瘗土驿傍何足恨，潼关战处骨埋多。
这首诗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诗人冲破了李杨故事本身，把同情之泪洒向了抵御叛军、战死疆场的将士们。与所有沉浸于对李杨爱情的颂美、对杨贵妃沉冤的悲惋之类诗相比，真山民此诗无疑立意要高出许多。
另一首是清末袁枚的《马嵬》，其第四首云：
莫唱长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