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九日》古诗原文意思赏析
古诗《蜀中九日》
年代:唐
作者: 王勃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蜀中九日》的译文
农历九月初九登上望乡台，身处他乡设席送客人离开，举杯之际分外愁。心中已经厌倦了南方客居的各种愁苦，却奈痴情的鸿雁在此时从我的家乡翩翩飞来。
作品赏析
因为本诗抒发了佳节思亲的感情，，九日登高，遥望故乡，客中送客，愁思倍加，忽见一对鸿雁从北方飞来，不禁脱口而问，我想北归不得，你为何还要南来，形成强烈对比，把思乡的愁绪推到高峰。问得虽然无理，却烘托了感情的真挚，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要点：抒发佳节思亲的感情;不得北归，偏要南来，形成对比;无理之问烘托真情)这首诗在语言上运用了日常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等，显得浅近亲切。手法上第三句“人情已厌南中苦”直抒胸中之苦，独在南方思念亲人然而却不能北归，而第四句则采用反问“鸿雁那从北地来”，与前一句形成强烈的对比，看似“无理之问”，却使诗人的思亲之情显得特别真切动人。
导读：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踪”，日军凭此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钟后，这个士兵已自行归队，但日军大队长仍下达命令，攻击宛平城。此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50分……
这是“卢沟桥事变”的开端，随后这一事件演化成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76年后，我们重新回看这段历史，价值何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般史论的重点，在于研究这一“偶发事件”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以“事件”之因，来探求战争之果，如此短促的逻辑结构——显微镜般的考察，事件“事实”越清晰，其在历史进程里的意义却可能越模糊。“卢沟桥事变”，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结果，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它又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当的历史观。因而，时至今日，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我们的结论，当然不同。
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及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求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北伐成功后，的选择是：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亦即“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所谓“势所不许可”，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
“九一八事变”，以及东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其特殊之处，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现代化转型之际，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自战争开始，其后的第二次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无不是传统中国“忍无可忍”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也差不多无有例外，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第二次战争，甚至内(对抗太平天国)外两场战争，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结果显现：“李合肥一人对一国。”(梁启超语)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对抗外侮，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清亡，没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强压迫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