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长袁行霈撰写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进行了阐述。 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有两个新的概念：宣示义和启示义。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启示义是诗歌以它的语言和意象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宣示义，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半点含糊；启示义，诗人自己未必十分明确，读者的理解未必完全相同，允许有一定范围的差异。宣示义，是一切日常的口语和书面语言***有的；启示义，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作品中更丰富。所谓诗的多义性，就是说诗歌除了宣示义之外，还具有种种的启示义。一首诗艺术上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启示义的有无。一个读者欣赏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对启示义的体会能力。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义，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这五类启示义，以它们依赖宣示义的程度，构成一个系列。双关义与宣示义关系最密切，双关义的两个意义之中的一个就属于宣示义。情韵义是附着在宣示义之上的各种诗的感情和韵味，它不能离开宣示义单独存在。象征义，有的附着在词语的宣示义上，有的在整句诗或整首诗之中。深层义可以含蓄在词语之中，但多半含蓄在全句或全篇之中。言外义既不在词语之中，也不在句子之中，而是在字句的空档里，即所谓字里行间的“行间。它虽然未诉诸语言，但读者可以运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加以补充。
双关义可以借助多义词造成。如：“远”有两种意义：远近的“远”，表示空间的距离长；久远的“远”，表示时间的距离长。《古诗十九首》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远”字，就可以作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或者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双关义还可以借助同音词造成。如以莲花的“莲”双关爱怜的“怜”，以丝绸的“丝”相关思念的“思”等。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诗人的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种感情和韵味就是情韵义。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它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浮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诂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括的。
“凭栏”、“倚栏”意思是依靠着栏杆，但是诗词中用“凭栏”、“倚栏”却有多种意思，或表示怀远、或表示吊古、或表示抑郁愁苦，或表示悲愤慷慨。“绿窗”意思是绿色的纱窗。但它在诗词中另有一种温暖的家庭气氛，闺阁气氛。
诗歌语言的情韵是由诗人反复使用而逐渐涂上去的，这种情韵在诗里报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比词语原有的意义更重要，它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和联想，使诗的含义更加丰富饱满。
象征义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是很常见的。它有两个特点：一、用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象征的意义；二、用客观的事物象征主观心理和情绪。例如：以松菊象征高洁，以美人香草象征理想等等。有些词语由于反复使用，已经有了固定的公认的象征义。
如“东篱”，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提到“东篱”，就让人想起那种远离尘俗的、洁身自好的品格。
除了公认的象征义，还有属于个人的象征义，这是诗人临时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个人的象征义如果得到普遍的理解和运用，可以转化为公式认的象征义。公认的象征义的建立依赖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象征习惯。
深层义隐藏于字句的表面意义之下，有时可以一层一层地剖析出来。深层义在几类诗里比较丰富：第一类是感情深沉迂回、含蓄不露的。如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莹。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第二类是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寄寓了深意。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第三类富有哲理意味的诗歌。如杜甫的《江亭》：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未归得，排闷强裁诗。
上述四种意义或是诗歌语言所负荷的，或是诗歌语言所蕴涵的，或是诗歌语言所指代的，可以总称之为言内义。然而古典诗歌的多重义不仅表现在言内，还可以寄托在言外。言外之义是诗人未尝言传，而读者可以意会的。言内义在字里，言外义在行间，诗人虽然没有诉诸言辞，但在行间有一种暗示，引导读者往某一个方向去想，以达到诗人意向的所在。富有言外义的诗歌，状物而不滞于物，引导读者由此及彼地展开联想和想象。它总是让人读后还要思索一下，寻一寻余味。在寻思中有所领悟，有所发现，遂得到艺术欣赏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