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此山因在宜昌城东故名“东山”。“旭日曈曈上，东山霁色开”，“试看城东景，峰峦列画屏”，“桃李逢春花锦绣，竹松透月玉玲珑”，这些赞美东山的诗句，是明朝弘治年间夷陵（宜昌古称）地方官员和文人墨客要把此山用“东山图画”之辞列为“夷陵八景”之一上《夷陵州志》的理由。 “东山图画”的确立，不仅仅有自然美景的存在，也有人文底蕴的展示。山上有慈云寺、东山寺、东山草堂等名胜古迹。尤其是始建于唐朝、重建于明朝的东山寺，坐落于“蔼蔼东山巅，悠悠图画里”（清宜昌籍学者王定安《东山寺》）。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赞赏有加：“日暖东山去，松门数里斜”，“惟有山川为胜绝，寄人堪作画图夸”。农历九月九日重阳来临之日，东山成为人们登山的好去处。攀踏东山必上 “飞阁流丹、屹然胜迹”的东山寺览胜楼。在览胜楼不仅可凭栏俯瞰宜昌全城，还可产生 “信步东山上，凭高眺远村，云连奔峡口，烟合锁荆门”（清宜昌贡生杨振世《登东山寺》）情景交融的意境。 明朝夷陵（宜昌）出了两位与东山有关的大官，一位是在朝廷任工部尚书的刘一儒，一位是在朝廷任吏部左侍郎的王篆。两人家均在夷陵城里，前者在锁堂街（后名尔雅街），后者在天官牌坊街（今名民主路），分别是因刘一儒清政廉洁锁堂故事和王篆得“铁御史”之称受人崇敬称其为“天官”立有牌坊而得名。刘一儒在世时，于东山山脚下修建有一座能聚会和食宿的“东山草堂”，方便到东山游玩的客人。王篆在世时，不仅为修缮东山寺写有记，并在发源于东山寺左侧的绿萝溪经会南湖之水流入长江处修有一座石桥，后人取名为天官桥，以示纪念。这两位与明朝名臣张居正结为姻亲和好友的高官逝世后，均葬于故里东山之上。虽颇有规模的这两座墓至上世纪50年代已不复存，但他们脍炙人口的美谈流传至今。 到了近代，东山寺的香火更旺，东山草堂也可说是遇到蓬荜增辉的好日子。清末川汉铁路在宜昌动工兴建，该工程宜昌总理李稷勋和总工程师詹天佑坐镇宜昌指挥铁路修建，并把修筑铁路指挥所在地铁路坝不远的东山草堂作为接待应酬八方来客的场所及文化交流的中心。曾上《清史稿》文化名人录的李稷勋，他作有题为《赵尧生前辈还蜀过宜昌酒集东山草堂因出示林纾画万松深处卷子索题》的诗，就是佐证。李稷勋于民国初年任宜昌商会会长，病逝后葬于东山之上，民国期间商界人士每年清明登山对其祭祀，怀念他对宜昌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东山,山林破坏严重，山坡荒芜，坟茔成片，“东山图画”不再现。1936年年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成立不久，规划建设宜昌“东山公园”。园内保留了东山寺、昭忠祠、东山草堂等，筑路植树，于山麓建石牌坊一座，镌刻楹联 “百卉斗春秋拓东山一区游人应识从军乐，大江流日夜望西陵三峡过客犹生敌忾心”，抗战气息已很浓郁。到1938年左右，抗战局势更趋紧张，经宜昌上大西南的人流如潮。许多文化名人如老舍等逗留宜昌期间，到东山公园的东山草堂谈论时局和文化。《北平晨报》的主笔姜书阁举家经武汉去重庆，在宜昌作短暂停留，即兴作《过彝陵即今宜昌，夜坐东山草堂》诗一首，为东山添色不少。 对宜昌虎视眈眈的侵华日军于1940年5至6月间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战役“宜昌作战”，中日双方投入数十万军队展开血战。中国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上将衔总司令张自忠在这场战役中为国壮烈捐躯。其灵柩运往重庆途中，在宜昌东山草堂停灵公祭三天。“不期集于东山寺者逾十万人”，“东山寺外天如死”，“万潮奔动祭将军”（王陆一《宜昌哀挽行》）。宜昌的老一辈包括笔者的父母亲，几十年后对当时祭拜将军感人肺腑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东山寺和东山草堂皆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 从军事的角度说，宜昌东山“为一县主镇”（清同治 《宜昌府志》），是武力把守宜昌城的天然屏障。1941年对侵占宜昌的日军作战和1949年解放宜昌的战斗主要战场就在这里。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东山寺原址为牺牲的烈士建成“解放宜昌纪念碑”及陵园，10年后又对陵园扩建。到新世纪初，市政协提案促使在东山烈士陵园重建东山草堂，在草堂内修建了抗战名将张自忠将军公祭纪念碑，不久又续建缅怀张自忠将军碑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