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自诚明，谓之性；明自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二十一章》）由真诚而明彻为人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天性；由明彻为人之道而变得真诚，这就是教化的作用。真诚会变得明彻，明彻就会真诚。
在《中庸》的开篇，劈头就是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宗明义，直接点明其主旨。儒学传到子思这一代，对于孔子所提出的“天命”有了进一步的探究，孔子并未对“天命”做出明确解释。犹如“哥德巴赫猜想”，孔子只提出了大概的哲学范畴，然后由子思、孟子去探究与扩充，从而逐步形成儒家的心性之学。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并没有说“天命”到底代表什么。孔子在五十岁之前，以治学为主，所从事的主要是“传道、授业、解惑”，大多时间和弟子们在一起。
所谓的“天命”只是对未知的一种概括性的说法，也并非是指超自然的东西，更多是指对自身的认识。孔子专注于伦理道德研究，对形而上学并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此推断，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是对自身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觉行为的体现。如老子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别人只能算一种智慧，而认识自己才是真正的明彻，可见对自身的认识是很难的事情。
儒学的发展不能只局限于伦理道德，必须要突破人本身，对“天命”的探究就成为必然。《中庸》开篇第一句“天命之谓性”就是回答有关“天命”的问题，天命就是“天”赋予人的本性，是造物主最本质的属性寄托于人，赋予了人。
天命论是“天人合一”思想完美之体现，天性即人性，是先秦儒学思想的至高点。那么后两句也就不难理解了，“率性之谓道”，发挥人的天性就是人道；“修道之谓教”，循着人道去修养就是教化。
子思对于经典儒学的承继并非“照着讲”，而是开创性地“接着讲”，开了“心性”探究的先河。本章所要阐发的“自诚明，明自诚”是《中庸》开篇之说的延续，要回答“天性”是什么的问题。
02
子思在《中庸》中确立了诚的“天之道”的终极地位，将儒家哲学进一步推至形而上的高度，其哲学意义得到充分扩展与提升。“诚”的哲学范畴的提出，体现了古代贤哲对超验性终极问题透彻认知的高度智慧，标志着古典儒学哲学化达到了最高峰。
这种对自然的本质认识，使后世之程朱“理学”显得那样拘泥与刻板，相较于“诚”之真切意义，“理”更显得模糊与飘渺。从某种意义上讲，理学对于先秦儒学是退步，而非发展与光大，因其渐离了自然的本质认识，参杂了许多人为之识见。
后世对程朱理学之赞誉，多体现于统治之功用，而非学问之真正意义，至于对历史的作用也有待于商榷。“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被赋予了伦理与哲学的双重意义，是贯通天人、连接物我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诚”既有本体论之意义，也有认识论之意义。既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桥梁，也是道德修养的途径。
“诚”的双重涵义堪称完美，符合自然之本质，使儒学的合理性、合法性得到进一步验证。不论“诚”的形而上之意义，还是天赋人之本性的人格化意义，都符合中庸之道的适宜性和中和性，是真理之大发现。
乃至其后“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的论断，都证明“诚”是天地万物之普遍规律。至此，先秦儒学的哲学体系框架雏形渐成，照耀着几千年历史漫漫长路。
相较于西方哲学，子思之“诚”的论述，更注重于万物起源的本质认识，也即“为什么”。而西方哲学所关注的是事物之物质构成，以及万物起源机理的研究，也即“是什么”。
所以，莫要轻视与疏忽中国古代哲学，而过分倾慕于西方物质化的现代文明。此乃技术性与思想性的差别，儒家思想已历经两千多年，而西方文明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不过三百多年时间。对于人类历史的贡献，孰优孰劣，按千年的历史长度来衡量，还为时太早。
03
所谓“明”是明道，明白“天道”“人道”之大道理，而非明白一般而普通的道理。如登高山之巅，一览众山小，是胸怀天下之大智慧，是化育万物之大情怀，是天地并立之大志向。其发端于坦诚真挚的心灵，诚感天地，诚动万物，亦如范仲淹之“先忧后乐”，亦如张载之“天地立心”。
明彻万千世界之大道理，也就达到诚的境界，刘备、李世民这样的旷世英杰皆是如此，绝非装模作样的假正经或伪君子。有人说刘备摔阿斗是收买人心，是虚伪的政治手腕，其实也不尽然。
如果没有对赵云的真诚爱戴，怎么忍心摔自己的孩子！将心比心，你试着摔一摔自己的儿子，能做到吗？刘备明白了人生事业的大道理，也就变得真诚；自身所具有的真诚天性的发挥，使得人生目标更加坚定，因而更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李世民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都是以诚相待的生死之交，岂是寻常知己可比。尉迟恭是民间所传说的门神，与秦叔宝一左一右驱鬼避邪。尉迟恭起初是刘武周的一员骁将，勇猛彪悍，后降于李世民。
处于乱世，降将大多无诚意反复无常，有人劝李世民除掉尉迟恭以绝后患。李世民非常爱惜人才，并未以此而生出猜忌之心，反而对尉迟恭以诚相待毫不避嫌，行军打仗留其左右视为腹心。李世民的诚心换来尉迟恭的真心，在多次危急时刻，尉迟恭挺身而出逆转危局，宣武门之变就仰仗于尉迟敬德的刚毅果敢。
现今而言，股市的大起大落，最显著地折射出“诚与明”的道理。股市的虚幻，完全是不诚所造成的，投机心理，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些都是不诚的表现。健康的股市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否则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就成了笑话。
不诚则不明，多少人自以为很聪明，实质上是糊涂至极，最终的下场是血本无归，甚至是倾家荡产。这就是“诚则明，明则诚”的辩证关系，本质产生现象，现象反映本质。诚与明之关系，类似于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诚为体，明为用，同为一体，不能单独强调一个方面。
04
子思的“天命之谓性”开启了儒家对人之心性的探究，之后孟子承继之，发扬之。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系统而有层次地阐发天人之关系，至孟子，儒家的心性理论基本形成。
依照曾子、子思与孟子的传承关系，子思介乎曾子与孟子的之间。曾子是孔子的弟子，子思是孔子之孙，按辈份讲，曾子应该是子思的师辈，而子思是孟子的老师。
三人之著述，《大学》《中庸》《孟子》似乎也有这样的关系。《大学》之格物致知，按朱熹的解释为格物穷理；《孟子》之尽心知性，是讲修养德行而知天；而《中庸》同样介乎二者之间，中和协调二者之关系。“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二十七章》）
这段话非常经典，对后世影响很大，由此而引发了后世“尊德性”和“道问学”两大学派之争。联系到本章阐述内容，“自诚明”是从道德入手而后贯通知识，谓之尊德性；“自明诚”是以知识入手而后修养德行，谓之道问学。
这实际上是后人为贴近自身的学派，而生生地肢解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庸》只讲“诚则明，明则诚”“尊德性而道问学”，并未强调单一方面，二者为一体而不可分割。
历史上有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与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所展开的辩论，争论的主题就是尊德性和道问学。尊德性归于心学，强调本心澄明，心生万物。道问学归于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
陆九渊认为，“尊德性而御道问学”，只有本心澄明，就能万物皆备，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朱熹认为，“尊德性必先道问学”，通过学习而获得道德体验。
二人相互指责，陆以朱过于支离繁琐，拘于小节；朱以陆过于简单，流于肤浅虚妄。“鹅湖之会”没有形成***识，最终不欢而散，但对后世儒学发展影响极大，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
。其实两人都尊崇尊德性和道问学，所争论的只是先后顺序的不同，到底是尊德性为先，还是道问学为先。儒学的没落与此有关，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违背了先秦儒学认知与修德相统一的中庸思想。
王阳明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朱熹的错误论断，以“知行合一”来弥合理学与心学之缝隙。但由于受佛家“明心见性”的影响极深，过分强调心性的作用，有时显得脱离凡尘而不切实际。
05
关于儒家哲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该有这样的过程。孔子述而不作，《论语》所记载的大多是孔子的言论，也有其他弟子的言论。相传孔子参与编撰许多古文化典籍，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
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只是从人伦纲常上着眼，对于万物起源的终极问题很少言及。凡事涉及到形而上的问题，一般都笼统地指向天，而天是什么性质，什么含义，并未作明确阐述。所以说，孔子的儒家哲学只是在人间，与上帝无关。
而《大学》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主要阐发“修、齐、治、平”的治世法则，是孔子思想的实际应用和具体实践。强调“学有所用、治国安邦”的人生价值实现，以修身为起点，递次进级，注重个人的道德实践，体现的是一种“家国”思想。
相较《论语》，《大学》在思想体系上更进一步，已经有了系统学说的概念。《大学》为大人之学，是士大夫的必修课，所教化的是如何满足治世的要求。所谓“大人”一般都有入世的抱负，承担一定的社会治理责任，并非下等庶民。
《中庸》相较于孔子和曾子的学说，更加侧重于哲学化、形而上的探究。《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所阐发的就是“天命”“天道”之类的命题。而中庸本身极富哲学意味，类似于老子所言的万物规律、自然本源的“道”，将儒学推至形而上的高度。
中庸之道的本质就是诚，诚是贯穿《中庸》全书的主线，是主题思想，是代表上天意志永恒的东西，是形而上的至高点。其后的《孟子》，继承和发扬了“诚”的思想，将心性之学进一步推至“仁政”之王道，更具现实意义。
可惜生不逢时，处于战国争霸的年代，法家与霸道盛行，“仁政”思想终被抛弃。思、孟一脉相传，《孟子》只是《中庸》的扩展与延续，至此先秦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经过漫长的一千六百多年，南宋大儒朱熹集注了“四书”，开创了理学的儒学新体系。提出了“理”生万物形而上的哲学概念，实为哲学化的儒学，由道德信条式的理论发展成哲学理论体系。
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加之朱熹的个人成见，后世所流传的儒学是否得到先秦儒学之真传，不得而知。之后儒学又发生了裂变，理学与心学分道扬镳，先秦儒学在各学派的纷争中支离破碎，所谓新儒学实质上是传统儒学之没落。
王阳明心学之崛起，使儒学复兴露出一丝希望的曙光。虽然“心即理”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依然与理学针锋相对，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确实是儒学的大发展。遗憾的是阳明后学由儒入禅，思想渐倾向于禅学，终流于狂禅而发生嬗变。
阳明后学严重违背了心学之精神，荒诞不经放荡乖离，“圣人满街走，贤人多如狗”为人所不屑。至此，阳明后学彻底偏离了儒学之轨道，儒学亦如明清晚期人们的精神，渐萎靡颓废，一蹶而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