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篇目考证
我广东人按：《九歌》篇目问题，是楚辞学的一个千年难题。自北宋以来，众多杰出的学者对它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富有启发性，为研究问题指示了众多可行的门径。为这个问题的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晁补之、朱熹、周用、胡文英、蒋骥、王邦采、吴世尚、顾成天、刘梦鹏、青木正儿、陈子展、梅琼林、黄文焕、林云铭、朱冀、贺贻孙、林庚、徐志啸、汪瑗、潘啸龙、陆时雍、李光地、徐焕龙、周健、张寿平、黄凤显、方铭、钱澄之、王闿运、徐英、刘永济、谭介甫、李延陵、程嘉哲、黄露生、李修生、吴龙辉、国光红、朱东润、李青石、闻一多、郑振铎、姜亮夫、孙作云、萧兵、陈世骧、王夫之、屈复、梁启超、支伟成、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董楚平、袁梅、姚宽、杨慎、吴景旭、纪昀、马其昶、张元勋、刘树胜、何新、褚斌杰、雎宽、郭沫若、龚维英、易重廉、林河、刘自兵、吴孟复、夏培文、洪兴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雷庆翼、王泗原、章培恒、骆玉明、汤炳正、汤漳平、文见贤、石川三佐男、魏炯若、马茂元、李大明、李诚、熊良智、聂石樵等。这些古今中外的学者当中，不乏像朱熹、杨慎、王夫之、纪昀、梁启超等超一流的大家，也不乏像洪兴祖、汪瑗、蒋骥、刘永济、闻一多、姜亮夫、汤炳正、褚斌杰、徐志啸、方铭、聂石樵、潘啸龙、骆玉明、萧兵、金开诚、高路明、雷庆翼、熊良智、黄凤显、周健、董楚平、易重廉、汤漳平、梅琼林、国光红、李诚等一流的名家。鄙人在众多前辈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有管窥，成此一文，不揣鄙陋，以就正于大方之家。不过，鄙人始终深信，《九歌》篇目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本考证的问题，应当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只要沿着拙文所提供的思路，搜集更广泛的文献，拙文的观点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证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广东人于古祯州之吾亦爱吾庐。
摘要：本文通过对王逸《楚辞章句》、五臣《文选》注、皮日休《九讽》、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分析，考证出原本的屈原《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这九篇作品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今本《礼魂》是乱辞，且本来无篇名，“礼魂”二字在乱辞的开头，原本《九歌》没有《国殇》。
关键词：《九歌》，《国殇》，《礼魂》，《楚辞章句》，五臣注，《九讽》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Jiuge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on the Chuci zhangju by Wang Yi,the Wuchenzhu of the Wenxuan,the Jiufeng by Pi Rixiu and the Chuci buzhu by Hong Xingzu，verifies that the style of the Jiuge by Qu Yuan is nine works with an epilogue，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Jiuge are Donghuangtaiyi,Yunzhongjun,Xiangjun,Xiangfuren,Dasiming,Shaosiming,Dongjun,Hebo,Shangui,except Guoshang. The Lihun, a new edition , originally written without any title,is the epilogue in the Jiuge.The very word of Lihun 礼魂 was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logue.
Key words: Jiuge,Guoshang,Lihun, Chuci zhangju,Wuchenzhu,Jiufeng
序言
屈原的《九歌》题名为“九歌”，却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总***十一篇。对于《九歌》篇目名实不符的问题，古今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本文试图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北宋晁补之最早提出了《九歌》篇目名实不符的问题。他在《重编楚辞·离骚新序》中说：
《汉书》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为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九歌》之后。又不可合十一以为九。
晁补之对他所看到的《九歌》文本感到困惑，提出了《九歌》篇目问题，然而严格来讲，他并不能算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南宋朱熹在《楚辞集注》附《楚辞辩证》中说：
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
朱熹对这个问题表示存疑，态度是很严谨的。他又批判了阳九说，但却没有说明理由。而认为“非义之所急”的看法，则不大科学，因为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一定会影响对《九歌》的诗义进行最准确的理解。
自宋以后，经历明、清两代，到近、现、当代，众多的学者对《九歌》篇目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众多的解释，大体可分为四派观点：一、认为“九”是实数；二、认为“九”是约数；三、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四、认为“九歌”是专名。认为“九”是实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合篇说、去篇说、合篇去篇说、迎送神曲说；认为“九”是约数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十篇说、十一篇说；认为“九”不是数，而对其进行字义解释的，又可大体分为九天说、九为纠说、九为鬼说、九为终说、龙歌说、槱歌说；认为“九歌”是专名的一派，又可大体分为旧题说、古歌舞名说、古乐名说、表阴阳关系说、编辑拟名说。但它们都提不出合理的证据，都是假说。本文不拟对它们进行一一辨析。而直接对《九歌》篇目问题进行考证。
汉唐人的阳九说
对《九歌》篇目问题的研究，似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是令宋代以后的人们困惑不已的《九歌》篇目问题，对汉唐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九歌》的篇目多少，影响着对屈原作品的总数的判定。汉唐人只有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的说法，此外，再没有像宋代以后的学者那样至少是因为对《九歌》的篇目多少感到困惑而产生的屈原作品总数究竟为多少篇的异说。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唐代韩愈就坦然地说：“屈原离骚二十五。”他们都明确说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并没有像北宋的晁补之那样对屈原的作品篇数多少感到困惑。汉唐人并没有提出过《九歌》篇目问题。那么，汉唐人是如何解释《九歌》的“九”的意思的呢？第一个为全本《楚辞》作注的东汉的王逸在《楚辞章句》的《九歌序》中无说，而在《九辩序》中说：
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玑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
那么，这个后人所指为的所谓的阳九说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认为“九”是个数字，然而到底指的是实数呢，还是约数呢？“九星”、“九州”、“九窍”的“九”，在战国以来的典籍中多指为实数，从而可以假设王逸所说的“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中的“九”都是实数“九”，《九歌》与《九章》一样，都是九篇。并且，王逸自己作有《九思》，而《九思》就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乱辞是不能算独立的一篇的，所以，《九思》就是九篇，《九思》题中的“九”就是实数“九”。于是，可以再一次假设王逸用“阳之数”作解释的“九”应该指的就是实数“九”，王逸所见到的《九歌》就是九篇。
南朝梁昭明太子在编《文选》的时候也选入了《楚辞》的一些篇章，包括《九歌》六首（《六臣注文选》卷32标为“《九歌》四首”、卷33标为“《九歌》二首”）、《九章》一首、《九辩》的一些章节，唐代的五臣为《文选》作注时也有一些说法。《九歌》五臣注说：
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
这也是后人所指为的所谓的阳九说。五臣也是认为“九”是个数字。与王逸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个“极”字。后人有的因此指为“极数说”，并认为“极数”即是“约数”。然而，五臣所谓的“阳数之极”到底指的是“实数”还是“约数”，仍然是不明确的。《九章》五臣注则说：
九义与《九歌》同。
《九章》是九篇，《九歌》是十一篇，如此怎么能说“九义与《九歌》同”呢？《九辩》五臣注又说：
九义亦与《九歌》同。
《文选》选入《九辩》的一些章节时，标为“《九辩》五首”，如此看来，唐代以前的人们认为《九辩》的“九”是个数字的看法是存在的，并且极有可能就是认为是实数“九”，《九辩》或其“正文”就是九首。
那么，所谓的以“阳之数”、“阳数之极”来解释“九”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九”说：
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
显然，许慎在解释“九”时说“阳之变也”，其玄之又玄是与王逸、五臣的说法不相上下的。又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四”说：
阴数也。
解释“五”说：
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解释“六”说：
《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
这里也解释了“八”是阴“正于八”。解释“七”说：
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斜出也。
由此可见，许慎也是以阴阳之说来解释“四”、“五”、“六”、“七”、“八”的，不仅仅解释“九”时才这样。显然，许慎是以阴阳之说来解释“四”、“五”、“六”、“七”、“八”、“九”这些具体的数字。那么，又可以假设王逸以“阳之数”、五臣以“阳数之极”作解释的《九歌》的“九”，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即实数“九”。
还有，《文选》选入《七发》，标为“《七发》八首”，《七发》李善注说：
《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
又李善注、五臣注都说：
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干之。
可见，对于“七”，李善、五臣解释为“少阳之数”，都是以阴阳之说来作解释的。同时，表明五臣不只是在解释《九歌》的“九”时才用阴阳之说来解释。《七发》虽然名为八首，但内容是“七事”，而且“八首者，第一首是序”，后七首才是“正文”，换言之，《七发》的“正文”就是七首。可以认为，李善、五臣用“七者，少阳之数”来解释的《七发》的“七”就是实数“七”，那么，可以假设五臣用“九者，阳数之极”作解释的《九歌》的“九”就是实数“九”。再者，李善认为《七发》“犹《楚辞·七谏》之流”，“七者，少阳之数”一语非止解释《七发》的“七”，也是解释《七谏》的“七”。而《七谏》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篇，最后有一个乱辞，而乱辞不算独立的一篇。所以，《七谏》正好是七篇。《七谏》的“七”就是具体的实数“七”。李善用“少阳之数”作为其题中的“七”的解释的《七谏》正好是七篇，那么，更可以假设五臣用“阳数之极”作为其题中的“九”的解释的《九歌》在五臣当日所见也应该是九篇，《九歌》的“九”也是一个具体的实数，就是实数“九”。
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加一个乱辞
王逸《楚辞章句》的《九辩序》说：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段序言说刘向、王褒对于屈原的《九歌》、《九章》“依而作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即模仿屈原的《九歌》、《九章》写了自己的作品。刘向的作品是《九叹》，王褒的作品是《九怀》。而且，这些作品题名中的“九”的意义都是相同的。
刘向的《九叹》，包括《逢纷》、《灵怀》、《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篇名据文渊阁本《楚辞章句》），体例上是九篇，九篇每篇篇后都有“叹曰”的部分作为乱辞。《九叹》模仿的是屈原《九章》的体例，《九章》由《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组成，但并不是每篇篇后都有“乱曰”部分的乱辞。《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四篇有“乱曰”部分作为乱辞，《悲回风》一篇有“曰”的部分作为乱辞，应该是脱落了一个“乱”字。其余四篇则没有乱辞。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赞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在此只提到《哀郢》，并未提到《九章》的总名。《汉书·扬雄传》：“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可见，扬雄作《畔牢愁》时，《惜诵》以下至《怀沙》是一卷，也没有《九章》的总名。所以，可以推知屈原《九章》之中的九篇作品最初并不是合编在一起，即并非是一组组诗，所以体例也不一致，有些有乱辞，有些没有乱辞。《汉书·成帝纪》：“（汉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汉书·楚元王传》：“（刘歆）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最早提到《九章》之名的是刘向《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刘向是《楚辞》的编订者。扬雄在汉成帝朝之前作《畔牢愁》时，《惜诵》以下至《怀沙》是一卷，且没有《九章》的总名。而刘向在《九叹》中最早提到了《九章》。由此可以推测，刘向或刘向、刘歆父子非常有可能是《九章》的编订及拟名者。《九章》的编订及拟名者也有可能是别人，时间是在扬雄作《畔牢愁》之后、刘向编订《楚辞》之前的一段较短的时期。然而不管是何种情况，总之刘向是模仿《九章》创作了《九叹》，却每篇篇后都有乱辞，这大概是有意追求整饬的结果。
王褒的《九怀》，包括《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个“乱曰”的部分作为乱辞。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思序》说：
逸与屈原同土***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
虽然《九思序》不是王逸所写，但《九思》是拟骚作品是无疑的。王逸的《九思》在体例上包括《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九篇作品，九篇之后，加上一个“乱曰”的部分作为乱辞。按照王逸《九辩序》中“依而作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等语，又《九怀》、《九思》明显不是模仿《九章》的体例，如是模仿《九章》的体例则应该像或者接近于刘向《九叹》的形式，所以可推知《九怀》、《九思》是模仿屈原《九歌》的体例。由此可知，汉代人王褒、王逸等所见到的《九歌》的体例是由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所组成。
综上所述，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
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序注的内容、风格表明《九歌》无《国殇》
原本《九歌》的体例是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的部分。今本《九歌》是十一篇。九篇作品加一个乱辞，也可以看作是有十个章节，今本《九歌》的十一篇，可以看作是十一个章节，两相比较，原本《九歌》必定没有今本《九歌》的其中一篇。那么，究竟是没有哪一篇呢？
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序》说：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楚辞章句》的《九辩序》也说：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
显然，王逸认为《九歌》是祭歌。《九歌序》中所谓的“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是王逸按照他的以经释骚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九歌》的两个着眼点，也即他所认为的《九歌》的主旨、意义所在。而他这样解读的结果就是觉得《九歌》的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即他所说的“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通观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语，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王逸分析其主旨、意义都着眼于《九歌序》中所说的“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两点，解读诗句处处附会屈原，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大体上在开头或开头不久都是说屈原如何“事神之敬”，把屈原说成是主祭者，接下来便泛滥地附会屈原，说是屈原如何“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泛滥地把屈原与楚怀王联系起来，说屈原如何忧伤愁思，或表明忧伤愁思的情感，即《九辩序》所说的“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讽谏怀王”，《九歌序》所说的“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在这九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句句都是附会屈原，这九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与《九歌序》“见己之冤结”中的“己”一致同指屈原。而这样解读的结果，如王逸本人所评判的，真的是把《九歌》弄得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所以，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语的内容、风格是与《九歌序》、《九辩序》所概说的相一致。
而《国殇》一篇的注语，则全然不同，纯是另一种内容、风格。王逸注《国殇》，根本没有提及屈原，既没有着眼于屈原“上陈事神之敬”，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祭祀的事情，也没有着眼于屈原“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没有把屈原与楚怀王联系起来。在这一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没有一句是附会屈原，这一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国殇”。所以说，王逸《国殇》注的风格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名物训诂、文意解释，因而王逸并没有把《国殇》弄得如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那样文意复杂多样、篇章文句错乱，而是文意一致，篇章结构浑然一体。所以，《国殇》的注语的内容、风格与《九歌序》、《九辩序》所概说的不符合。两种注语的内容、风格迥异如此。
《礼魂》一篇的注语则纯粹着眼于解释祭祀神灵的礼仪、做法，描写祭祀场面等方面。
以下将今本《楚辞章句》的《九歌》各篇的注语逐篇逐条列出，关键之处加上着重号：
（因篇幅限制，特删去，请学者自己去翻书，也可以看我稔山人的新浪博客。）
从上面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今本王逸《楚辞章句》的《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是一种内容、风格，《国殇》的注语是另一种内容、风格。两者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八点：
一、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基本上通篇附会屈原，把屈原说成是主祭者。《东皇太一》***15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8条，《云中君》***13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2条，《湘君》***38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25条，《湘夫人》***36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3条，《大司命》***25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1条，《少司命》***21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9条，《东君》***21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5条，《河伯》***14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9条，《山鬼》***23条注语，附会屈原的有13条。而《国殇》***16条注语，没有一条附会屈原。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除《东君》外，各篇的注语都提到甚至泛滥地提到屈原的名字。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句句都是附会屈原，这九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是屈原。而《国殇》的注语没有一条提到屈原的名字，在这一篇的注语中出现的带有“言己”两字的语句，没有一句是附会屈原，这一篇注语中的“己”指的都不是屈原，而就是“国殇”。
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基本上在开头或开头不久都是说屈原怎样祭祀神灵，即《九歌序》所说的“上陈事神之敬”。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三、《九歌序》中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这段序言说明王逸认为《九歌》是祭祀神灵的祭歌。从上面第二点关于“上陈事神之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都认为该篇是祭祀神灵的祭歌，而《国殇》一篇的注语完全没有提及屈原或者任何人关于祭祀的事情。《国殇》注语表明王逸并没有把《国殇》当作是祭祀神灵的祭歌，甚至是没有把《国殇》当作某种祭祀的篇章。
四、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大体上在说了屈原如何“上陈事神之敬”之后，就按照《九歌序》所概括的，说屈原如何“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这九篇中，有的说到屈原“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有的说到屈原“见己之冤结”，有的则说到屈原如何“讬”事神“以风谏”。以下逐篇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五、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以汉代人的以经释骚的思维方式，都把屈原与楚怀王或者楚国联系起来，说屈原如何“忠君爱国”，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的屈原形象，表达了一种“忠君爱国”的思想。以下逐篇逐条列出。
（因篇幅限制，删去。）
而《国殇》注语完全没有提到屈原与楚怀王、楚国的关系，连单独提及楚怀王或者楚国都没有，也没有说到“君”这个字眼，没有说到屈原如何“忠君爱国”，甚至根本没有表达“忠君爱国”的思想，尽管这样的一个与敌战斗直至壮烈牺牲的题材在后人看来是多么具有爱国主义意义。
六、《九歌序》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就是认为屈原如何忧伤愁思。通观今本《楚辞章句·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除《东君》外，其余八篇都有一些注语直接附会屈原如何忧伤愁思，至于《东君》，也有一条注语说日神如何“太息”，也是表明了忧伤愁思的情感。以下逐篇逐条列出，关键字眼加上着重号。
（因篇幅限制，删去。）
七、《九歌序》中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
既说“信鬼而好祀”，又说“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事神”，可见“鬼”、“神”是通称的，泛指广义的神灵。今本《楚辞章句·九歌》的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多处有“神”字，也有几处有“鬼”字，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注语中的“神”、“鬼”，指的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还有几处提到某些神灵的名字，这表明王逸认为这九篇祭祀的是从东皇太一到山鬼等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以下对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的注语逐篇逐条举证。
（因篇幅限制，删去。）
而《国殇》注语中带有“神”、“鬼”字眼的语句有两条：
言己战斗，适遭天时，命当坠落。虽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惮也。
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
那么，王逸注语说的“神”、“精神”、“魂魄”、“百鬼”等语是不是指国殇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呢？还是指别的什么东西？是否指国殇是人鬼呢？
以下做一番考证。（因篇幅限制，删去。）
关键的是今本《礼魂》注语说：
言祠祀九神，皆先斋戒，成具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
首先，从第三点的论述中已知，王逸认为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都是祭歌，《国殇》则不是。则“祠祀”一词与《国殇》无关。再根据本节的论述，从东皇太一到山鬼都是天神地祇概念上的神灵，而国殇则是人鬼。那么，今本《礼魂》注中所说的“祠祀九神”中的“九神”，即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而没有今本《九歌》所包括的《国殇》之中的“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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