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

扬扬导读在中国文化史上，你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许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苏东坡”。余光中说，如果要选择一个人结伴旅行，他不找李白，也不找杜甫，一定要找有情有趣又好玩的苏东坡。这位与我们远隔千年的大才子，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偶像”？应是他诗词书画都堪称绝唱的才情，应是他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中让人感受到的生活情趣，更应是他一路踉踉跄跄、伤痕累累，“黄州惠州儋州”，却吟唱出“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豁达与洒脱，是他凭借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儒释道深邃的哲学智慧，完成自身生命的高度修养，而走向成熟，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境界。

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来看看作家姜明先生怎么说？

近千年来，他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余光中说，选择一个人结伴旅行，不选李白，他太自负和散漫，也不选杜甫，成天苦兮兮的，一定要选有情有趣又好玩的苏东坡。

刘小川说，苏东坡是诗文书画全能天才，“他生命的饱满度，人格的魅力，真的是千古一人。他是生活大师、热血智者。”

方方更是直言不讳，若能与苏东坡同时代，一定要嫁给他。

林语堂是苏东坡在近现代的骨灰级粉丝，他称苏东坡是“人间不可无一难存其二”。

古代人给他唱赞歌的就更多了：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连老外也来凑热闹，法国评选“千古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内挑选1001-2000年出生的各路豪杰，苏东坡是中国入选的唯一一人。

人人都爱苏东坡。我也爱苏东坡。

2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第一次拜谒眉山三苏祠。苏门父子三人的传奇故事早就耳熟能详，得幸沿其故径老宅寻古探幽、梳理文脉，实乃酷暑中的大清凉，记得我曾经长时间地流连于荷花池畔、亭台长廊，眼中美不胜收，心里风起云涌。走着走着，我迷路了，按说宅子也不大，可就是找不到同伴和来时的路了。

多年以后我曾经反复回忆起当年那个场景，后来认定那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面对迷宫一样繁芜的苏轼，“迷路”是正常的，谁都不可能短时间内“抵达”苏东坡。

冥冥之中的这种机缘，让我对苏轼更加欲罢不能，我始终想搞清楚的就是：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

天纵之才

人人都爱天才。说苏东坡是天才，恐怕没有人敢不同意。

公元1056年，21岁的眉州青年跨出蜀门，赴京科考，雄文一篇，一鸣惊人。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文章系自己高足曾巩所写，为避嫌疑，将文章列为二等。真相大白之后，欧阳修憾疚交织，补偿性抬爱，可谓用尽“洪荒之力”，比如他逢人就说，“吾当让路，使其出人头地也”，更而甚之，他不惜损己以抬人，“30年后，无人再论老夫也”。

不要低估这些言论的力量。当时的欧阳修，名贯天下，身居要位，是不容置疑的文坛领袖。对于后生而言，没有什么是比前辈和领袖的公开示弱，更诚恳和更有力量的抬爱了。只有被肯定的才华才是显性的才华，也只有被确认了的才子才可能有睥睨天下、纵横朝野的底气和霸道——从这个角度讲，恩师欧阳修，的确是苏东坡人生中的第一大贵人。

如果说欧阳修的厚爱，成就了苏东坡的全国性名声，那么历代皇帝和太后的赏识，则让苏东坡走上神坛，成为大宋王朝历代文豪的形象代言人。

苏东坡一生经历了五位皇帝，林语堂说“历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历朝皇后都是他的挚友”，“神宗举箸不食，必是在读东坡文”，此言不虚，无论是击节叹赏“吾为后代谋两太平宰相（指苏轼和苏辙）也”的宋仁宗，还是“乌台诗案”的最高决策长官、差点杀掉苏东坡的宋神宗，或者是曾当过苏东坡学生、却一生与苏东坡为敌的宋哲宗，甚至是用那一手漂亮的“瘦金体”书写“元?党人碑”、欲将苏东坡及其同僚长久地立于“耻辱柱”上的宋徽宗，骨子里边，他们都是欣赏甚至折服于苏东坡的才情的，无非是欣赏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才华如果不能为朕所用，那么才华越大，对朕及江山社稷的危害也就越大，所以，收监、贬抑、放逐，也就成了皇帝们“赏识”他的主流表达方式。

但是另外一位皇帝的表达方式却与他的祖先大相径庭，在苏东坡去世60年之后，宋高宗赐苏东坡谥号文忠公，追授太师官衔，皇帝本人更是以圣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为苏东坡平反和记功，态度虔诚，顶格评价，哀荣盛大，此盖棺之定论，完全是要使之“名垂宇宙”的架势——

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

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

远追正史之作，殆玉振而金声。

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

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

不可夺者，?i然之节，

莫之致者，自然之名?

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

守正之心

苏东坡的一生，大抵可用“8341”来概括:

“8”是曾任8州知府，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

“3”是曾任朝廷吏部、兵部、礼部尚书，

“4”是指其四处贬谪，先后被流放至黄州、汝州、惠州、儋州，

“1”是指他曾经当过一任皇帝的秘书，为皇帝起草诏书800余道。

宋代是一个崇尚文官的朝代，苏东坡名重朝野，早被宋仁宗视为宰相的后备人选，按正常逻辑推断，他理应成为朝廷重臣、国家栋梁，但是很遗憾，苏东坡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被贬庶被流放的过程中度过的。

余秋雨认为，苏东坡悲剧性的个人际遇，源于当朝小人的围剿。

其实不然。我以为苏东坡的大好仕途，死于“自杀”。“吾性不忍言，遇不平事，如蝇在食，吐出乃已”，“操刀”者，正是其守正不阿、口不择言的个性。

公元1067年，19岁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决定将帝国的巨轮，交由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来驾驭。王安石的本意是要增强国力、充盈国库、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沉疴深重的大宋帝国而言，猛药之下，无异乱箭穿心，于是乎，新政成了暴政，增强国力变成了与民争利。

彼时，尽管资历甚浅，但苏东坡几乎是出自于一种本能，成了坚定的“倒王派”。权倾一时的铁腕宰相王安石自然是仇恨他的，多次向皇帝奏本告状。

神宗并没有偏听偏信，而是抛出了一支碧绿的橄榄枝：召见苏东坡。公元1071年的那次君臣长谈的具体场景我们已经无从亲见了，但其间苏东坡的雄辩滔滔大义凛然，却是不难想见的，年轻皇帝为这位文化大儒的识见和锐气所折服，竟然想把苏东坡留在自己身边做“居注官”。

苏东坡对神宗皇帝显然也是有好感的，不然他不可能在之后的若干个日子里，殚精竭虑地书写3400余字《上神宗皇帝书》。他依然是想影响皇帝，校正帝国的航向。皇帝不置可否。理想破灭的热血青年苏东坡心灰意冷，离开朝廷，当地方官去了。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他勤政爱民，广施泽惠，减赋、治吏、采矿、抗洪、把一个地方官的本分，演绎到了极致。

徐州舍命抗洪，保住了城池和全城百姓，获皇帝嘉奖。但谁能想到，此番龙颜大悦不久，公元1079年，苏东坡遭遇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这起彻头彻尾的千古冤案，说穿了就是一群小人对苏东坡的集体陷害，是莫须有和文字狱的典型案例。无限欣赏他的宋神宗起意要杀他，定然是因为他在基层体恤民生，而与皇帝推行的新法，多有抵牾。

苏东坡没有成为御史台的刀下鬼，得益于太后的强力干预，更得益于“政敌”王安石的仗义执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被关押一百多天后，受尽折磨的苏东坡走出御史台，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写诗了，免得再次因言获罪，谁知道苏东坡却说，不写诗，好多人就要失业，他们等着分析他的诗，给皇帝写奏折呢，并当即赋诗一首：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诗中暗含典故，嘲讽朝中当政的小人，并暗讽帝王用人不淑，连苏东坡本人也意识到了这首诗有问题，写完就掷笔大笑到：“我真是不可救药！”

“乌台诗案”后，罪臣苏东坡被发放黄州等地，直到6年之后，他的春天再一次来临。

1085年，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东坡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不久又升数级，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作为苏东坡的超级粉丝，高太后为他大展宏图，提供了最大的政治舞台和想象空间。

但是苏东坡再一次让她失望了：当年苏东坡反对激进变法的王安石，现在苏东坡同样反对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司马光，并提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不宜尽废新法。

这样，苏东坡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朝廷上控告他的奏疏，疾疾如倾盆之雨，朝廷呆不下去了，公元1089年，他只能再度自求外调。

但是高太后实在是太欣赏他了。又一个春天到来了，但这短暂的春天，直接将他的人生发送到遥远的、不可逆转的冬天。

1091年3月，56岁的苏东坡奉旨回朝，先后担任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1个月的兵部尚书，9个月的礼部尚书。职位之高、调动之频繁、任期之短暂，反映出朝廷对他爱恨交加、恨铁不成钢的极端矛盾的心态。

1093年太后驾崩，苏东坡从此“身如不系之舟”，从北方的定州，到南方的惠州、儋州，穿越大宋朝的大部分版图，从中原文明昌盛之地，抵达蒙昧蛮荒的天涯海角，并将自己人生的黄昏，托付给了那一片海域和乡亲。

放逐苏东坡的，不是皇帝，不是小人，不是政敌，正是他自己那颗守正不阿的心。

黄州烙印

如果说，天纵之才，与“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守正之心，发生强烈的、长时间的物理碰撞，由此诞生了苏东坡颠沛流离的命运；那么，颠沛流离的命运，与集诗文书画天才于一身的生命综合体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从而开绽出了璀璨而伟大的艺术作品。

对于苏东坡来说，黄州是一场梦魇，更是一个福地。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黄州则是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乌台诗案”后，苏东坡以罪臣身份赴任黄州团练副使。彼时，苏东坡一家老小20余口人，生计大成问题，养家糊口成了才子苏东坡的当务之急。向来锦衣玉食、不事稼穑的苏东坡，不得不把郁闷惆怅的个人情绪放下，将求生的目光投向寓所之东的一片荒地?

阅读苏东坡的传记和他在黄州的大量诗文时，我曾反复揣度诗人当时的心境，我想他一定是不快乐的，至少最初他是不快乐的，田园牧歌似的生活看似优美清新，但真正要以耕作换粮食，那确实是苦不堪言、粒粒皆辛苦的。

更何况诗人的特长是舞文弄墨，而田野里的刀耕火种，完全不是他们的心之所爱、力之能逮。最重要的是，他已是继欧阳修之后全国公认的文坛领袖啊！所以，当金黄的麦浪一层一层荡漾开来的时候，不难想象，44岁的职业农民苏东坡的心里，一定也有一层又一层的苍凉，幕天席地地铺展开去。

所有人都能从苏东坡的《定风波》里看到他的豁达与洒脱，是啊，“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已经是竹杖芒鞋、一撸到底的小老百姓了，还怕什么风雨？还矫情什么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勇敢地走进风雨，才发现，哪里有什么风雨啊，风雨与暖阳，无非都是自己的心里感受罢了。

此词给予读者的正向激励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当时的创作背景而言，我个人觉得作者的自我劝慰意味依然是很重的，他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场景描绘和哲学提升，实现自我与周遭环境、个人际遇的握手言和。

其实他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挣扎状态。

一方面说自己来黄州后所有朋友都不理他了，自己写信去都没有人回应，另外一方面又说自己有天被一个醉酒老汉骂了一顿，写信给朋友报告“自喜渐不被人识”；

一方面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悲叹自己命运凄惨，“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处陋室之寒思庙堂之暖，于死灰之中怀治国之梦，个人的凄惶和怨艾，无以复加。

但另外一方面，他大量阅读古书，特别是与数百年前的陶渊明灵犀相通，惺惺相惜，他忘情山川、遍访古迹和名僧，释儒道精髓在他心里完成了惊人的化学反应。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就是主人”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个人与自然终于达成妥协，当下与“永远”神奇对接，苏东坡已经不是来黄州之前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文青兼愤青了，隐约呈现出了隐忍不发、吞吐山河的奇崛气象。

黄州三年，苏东坡在人生的困境中成功突围，艺术作品走向开阔、浑厚，富有卓绝之美的传世精品接踵而至:《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横空出世，“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粉墨登场?苏东坡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深深地打上了黄州烙印。

一场朝廷对罪臣的惩罚和放逐，就这样成就了一个千古不朽的苏东坡。

呵呵先生

苏东坡是典型的“呵呵先生”。

他成天乐呵呵的，书简中也常用“呵呵”，比如，“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与文与可》），“呵呵。前此发书，并令子由转去，必达。”（《与王定国》），“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与陈季常》），“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与鲜于子骏》）?

他是时尚达人，领先了网络热词“呵呵”整整一千年。

跟那些绚丽的诗文书画同样不朽的，是苏东坡达观生活态度，以及“思想的快乐，心灵的喜悦”。

他自己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吾眼中不见得一个不好人。”他一生数度大起大落，朝廷上为民请命，不卑不亢，执政地方就爱民如子，造福一方，田野里问耕于老农，虚心而安详。

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灾难和变故来临时，也曾忧愁彷徨，但他很快能找到生活的支点，迅速调整人生站位，始终与人为善、快乐度日。历史上并不少见命运坎坷的文官，但是绝然不见像他一样始终与人生和自然握手言欢的智者。

我们爱苏东坡，不仅是爱他的名篇，更是爱他的生活态度。

我们来看一看偶像的黄昏。

公元1096年，被发配至荒凉的惠州时，苏东坡已经61岁高龄了；

两年之后再贬至海南岛的儋州了——“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

据说在宋朝，发配海南岛，已经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了。

须髯尽白的苏东坡勇敢地抵达了瘴气凌厉、人兽同迹的惠州、儋州，在那里造屋、交友、写诗、治病、酿酒、烤羊排、制墨——他太贫困了，绝代文豪居然连写字的墨汁也没有，只能自己来尝试着制墨，不是太成功，差点把房子都烧了；

同样不大成功的是酿酒，据说喝了的人都要拉肚子?但无论如何，苏东坡再一次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在那里安详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我看来，黄州让他的艺术作品走向成熟，而惠州儋州，则真正让他的人生智慧抵达圆融通透。

黄州岁月，正当壮年，偏安一隅，自给自足，释儒道交融，思想斑驳多元，作品自然呈现出万千气象，但毋庸置疑，那时的苏东坡是不甘心的，他并非真的要做彻底隐居的陶渊明，他可能更把自己当成蛰伏卧龙岗的诸葛孔明，一有机会，他是一定要啸吟江湖的。

而在惠州儋州，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除了大儿子以外身边没有别的亲人，没有岁月可以折腾了，没有未来可以期望，他要做的，就是把天涯当故乡，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不委屈，不抱怨，不苟且，把每一天都过成诗和远方，把每一个交往的人都当成亲人或者挚友。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兴教育，许多人慕名赶来，跟着他学习。

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儋州至今依然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等等遗存，连东坡当年使用的四川话，也流传下来了，依然在被一部分当地人使用。

这时的自得其乐，是更接近生命本质状态的真快乐，此间的心得笔记，也更诚恳不造作——

《松风亭记》写自己想到松风厅看风景，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反复纠结于到底还要不要勉强走到目的地，突然恍悟“岭南无处不生春”，“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如挂钩之鱼，突得解脱”，走不动了，老夫就不走了，只要眼中有景，那么步步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