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强调指出：“从严治军是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古语说得好，慈不掌兵。稀稀拉拉，松松垮垮，就不成其为军队，就打不了仗，更不可能打胜仗。”这就告诫我们，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必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用钢铁般的纪律来保证强军目标的实现。
古往今来，从严治军都被认为是兵家治军之铁律。历代军事家无不把严明纪律作为治军之道、制胜之基。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拜姜尚为帅，姜尚出征前在帅府挂出“斩法纪律牌”，开列条款“十七斩”，令到法行，三军用命，终在“牧野之战”中以5万兵力一举打败纣王17万大军。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就曾说过，“兵不在众，以治为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民族英雄岳飞治军以军纪严明著称，素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之美誉，令金军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慨叹!明代屡胜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非常推崇“严号令”“明恩威”，要求兵士“擂鼓进军，虽水火不却步；鸣金收兵，虽金银不贪”。他们之所以在血火交织的人类战争史上谱写出壮丽篇章，无一不和他们从严治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把从严治军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从建军初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后来颁布的一系列条令条例，贯穿了我军令行禁止的严明军纪。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毛泽东妻弟贺敏仁是个红小鬼，跟着红军长征走到了藏区，有一天贺敏仁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和几个战士跑到喇嘛寺找东西吃，没找到，但看到有银元和铜板，就拿了一些去买吃的东西，被发现后执行纪律枪决。对此，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1937年，曾任旅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将其枪杀，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被判以死刑。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黄克功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毛主席接信后，当即就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信中就讲：“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1947年9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因为偷拿老百姓粉条被执行枪决。人们为他求情时，邓小平说:“部队作风纪律的好坏，关系部队胜败存亡，关系部队的生命。一支部队作风纪律坏了，就是这支部队政治危机的开始，就等于给自己挖掘坟墓。”1949年5月25日，经历了半个多月炮火洗礼的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惊奇地发现，蒙蒙细雨中，潮湿的马路边，躺满了和衣抱枪的解放军战士。当夜攻入上海市区的第三野战军十万大军全部露宿街头，让国内外刮目相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说：“我认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正准备从上海迁往香港，亲眼目睹大军睡马路，遂改变主意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做出了许多贡献，晚年成为国家领导人。由此可见，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
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治军之道的精要所在，依法治军是现代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作为中国军队，必须始终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使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方针落到实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力标准牢固确立，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