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兼济之志”到“独善其身”

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又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诗人自身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也通过作品真实地流露出来。他的生活，思想以及创作是一致的，可分为两个阶段。

白居易的青年时期是在“离乱失故乡，骨肉多分散”中度过的，他出身于一个以文学和仕宦著称然而已趋于没落的小官僚家庭，又处在动乱时代，正如诗中所写：“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他整日和家人一起忙于避难，愁于衣食，穷得连参加考试的费用都措办不起，“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这种与广大苦难人民相通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创作方向。在政治上，他从一开始就奋不顾身地去实现兼济之志，但因出言太直而不得重用。元和三年拜左拾遗，即谏官，常为民请命，在皇帝面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陛下误矣”。对于如此直言不讳的为官者来说，自然是仕途坎坷。这种志向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则有“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诗句。他把诗歌作为武器，以表达人民情感为职责，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来揭露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虽久经磨难，屡遭贬谪，这种理想在诗歌中的光芒始终也没有完全消磨掉。

然而宝刀久不得用，也会生锈。多年仕途沉浮，理想不得实现，消极思想于是开始悄悄地锈蚀诗人的心。特别是在太和三年托病免官以后，回到洛阳的十八年晚年生活中，他醉心佛道，沉溺诗酒，飘然有出世之感。消极思想在后期的诗中日益扩大和加深，虽然闲适中蕴藏的苦闷如河底的暗流，虽然“兼济之志”偶尔还会闪一道耀眼的光亮，但已是转瞬即逝，更多的是“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的无可奈何了。这个时期很少有象前期《秦中吟》、《新乐府》那样人民性、战斗性极强的讽谕诗，而代之以大量的闲适诗了。

这位“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的伟大诗人，曾经怀一腔热血去实现兼济之志，但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和失败之后，渐渐地消沉下去了。这种消沉，不仅是诗人自己的悲哀，而且是时代的悲哀，同时又恰恰是时代磨灭了诗人的现实主义光辉。不是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就是在虚幻中逐渐消沉，这几乎是封建时代中文人所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