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犀烛九阴”借用此典故高度评价了《儒林外史》对现实社会种种弊端及种种丑恶现象、丑恶灵魂揭露之深刻。所以“惺园退士序”也许《儒林外史》一书说：“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
谢除脂粉态，活跃斗筲心。
斗筲，喻低微、卑贱，地位微贱之人。语出《论语·子路》“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儒林外史》的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特色，不同于《三国演义》之写帝王将相；不同于《水浒传》之写强盗；不同于《西游记》之写神魔鬼怪。更不同于它之前的章回小说，千遍一律地写才子佳人，到后来，为个男中状元女诰命，大团圆皆大欢喜。整个《儒林外史》一部书，写的是围绕“功名富贵”截然不同观点的两种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物，而吴敬梓在全书中所要肯定的，是那些从第一回就出现的谢除仕途，安于平民生活的王冕，而在书末，刻划了市井四奇人，他们是社会低下的半筲小民，但在他们身上，却迸发出高尚的品质，脱俗的情趣，出众的才能。吴敬梓将这些斗筲市井小人作为正面人物，作为寄希望于斯的主体来刻划，就完全打破了之前明末清初大量充塞于世的充满脂粉态的才子佳人类小说。
吴敬梓笔下的“斗筲之人”比那些出身名门，追逐富贵，不择手段去猎取功名之辈高尚得多。
我们知道，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从小也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但后来，最终抛弃了仕途科学道路，36岁后，甚至连入会者籍也不要了，最终落入到甚至连饭也吃不上的地步，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已降低到与市井小民同行的地步。反映在《儒林外史》中，刻划出一系列斗筲之人却非常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这也是郭沫若先生写下这句诗的缘故。
贬俗前无古，传真始有今。
诗前一句，说明《儒林外史》开创了中国讽刺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一句讲清了《儒林外史》以现实主义手法开创了小说创作了一系列新思想，新内容，新手法。
早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钱玄同先生就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对《儒林外史》的开创意义有过阐述，他在《＜儒林外史＞新叙》中将《儒林外史》誉为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一。并且具体地归纳出《儒林外史》的三层好处，如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如没有一句淫秽语；如是国语的文学等。其实，《儒林外史》的开创意义远不止至此，它在创作方法，语言等多方面的创新，实际上将中国小说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郭沫先生的后一语就包括了这种深层的意思。
有许多专家学者将《儒林外史》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岂不问它与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异同，但肯定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却是定论。鲁迅先生语：“适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这“秉持公心”四字，明确肯定了《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明了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不以阶级私见出发，而是以客观公正，历史真实的态度来描绘现实，达到了“传真”的程度。章培恒先生（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会长）在他所著《中国文学史》中谈到这点时说：“《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也是迄今为止最为严肃的小说创作，它们极少受社会通行观念的影响，也未尝有意迎合世俗阅读趣味，是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倾注心血的艺术创造。”而艺术上，这两部小说对人生复杂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细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儿的“贬俗”，应理解为讽刺、评击、针贬那些没落的陈腐的人和事，那种围绕在功名富贵四个字上而在人间舞台上演出的种种人间丑态，这是整个《儒林外史》的主题。
施罗笔调在，暴政岂能喑。
施罗，指施耐庵和罗贯中。
自《儒林外史》问世，就引起清代人的高度评价，即被视为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样为最杰出的小说，并且在种种评论中频频与两者相提并论，认为《儒林外史》其价值可以和它们并列。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儒林外史》认识的加深，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更是肯定了《儒林外史》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他们的评论很多，其中鲁迅先生有一段话就更具有代表性：“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时代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人懂。”（鲁迅《叶紫作＜丰收＞序》）
这一段话内涵丰富，但这儿需要指出两点：一，鲁迅先生批判了“文化虚无主义”，并特地将《儒林外史》作为批判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例证举出，以证中华文化之伟大，足见对《儒林外史》评价之高。二，《儒林外史》较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存着“更新，和我们的时代更接近”的现实主义，所以也提醒人们，认为吴敬梓感、的手段有逊于罗贯中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般认为施耐庵与罗贯中不仅具有师生关系，并且《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均有两人合作的成分。因此，不仅将此两部书同列，也常将施罗并提。
郭沫若先生写下“施罗笔调在”一句是以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为依据的。
后一句“暴政岂能喑”，就必须联系到清王朝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吴敬梓生活时期的社会背景。
清王朝统治时期，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强化非常强烈，为历朝历代所少见。首先，确立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思想体制。倡导理学，推崇朱熹，以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
在文化政策上，采取镇压和怀柔的两手策略。前者通过科举制度和独创的“博学鸿词试”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而后者实行镇压杀戮的高压政策，表现为文学狱空前残烈。特别是自康熙起至乾隆止，文学狱之厉越演越烈。康熙二年，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庄氏史案”，为《皇明史概》一书事，无辜株连七十二人被杀，几百人发死充边。其后一发不可收，著名的有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吕留良等大案，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手段残忍，震骇天下。其他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案接连不断，这种严酷的文化镇压的历史。后世往往将其比如秦王朝时期的“焚书坑儒”而有过之无不及，形成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暴政时期。
吴敬梓一生恰恰就处于这个暴政时期。而《儒林外史》以其“指挺时弊”的手法，更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胆量和胸怀。郭沫若先生用“暴政岂能喑”一句，正是让人们加深了对吴敬梓在暴政下不缄其口的崇敬心情。
综上所述，郭沫若先生在这首短短的五言题诗中，对《儒林外史》作了客观、中肯的评价，评价恰如其分，并无溢美之辞。同时体现了一个大学问家在治学上的严谨务实的作风，如没有对《儒林外史》有深刻的认知，是很难写出如此言简意赅的诗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