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两个名字
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王晖的，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如今。当年我大学毕业来蛇口工作，他也从北方来到这里，因都是大学诗社的骨干分子，来这里后，再次因为诗歌而成为了好朋友。
我们一起搞过半岛诗社，还一起编辑了《招商世纪》诗刊，常因诗歌坐而论道，互相走动也是常事，有过许多快乐的玩谈之事。我记得有次，我做了一锅鸡汤，很高兴打电话请他来吃饭，他支吾半天也不肯来，让我十分失望，但又觉得奇怪，后来我追问起，他才解释说自己不吃两条腿的东西，把吓了我一跳。我问起原因，他说也没有特殊的原因，打小就不吃。他这个解释也让我啧啧称奇，留下深刻印象。
九十年代中期，下海经商成为潮流，身边众多朋友都被卷入商海，文朋诗友从商做生意，大有风起云涌之势，当我知道他也动了这心思，我还是很惊讶的。他先是兼职做磁碟生意试水，后办起了自己的公司，整天东奔西跑，热情高涨，吃苦耐劳的干劲，让我暗暗佩服，同时也有疑惑，诗人做生意，能成功吗？
后来他越发忙乱起来，我们聚会的机会越来越少，最终他突然消失了。我也没有特意去打听他的情况，感觉有点诡异，我们好像一起走在路上，稍稍走神，两人就走散了，好一出迷雾重重的嫌疑片，谜底难揭。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当时自己怎么就没有再去打他的手机询问情况呢？当时自己给出的一个理由就是，他想出现，自然就会出现的，他不出现，肯定也有自己的理由，我不必强求。
王晖消失了大约十多年后吧，在本世纪的某一天，我傍晚下班从公司出来，走在“海上世界”那段路上。突然，有人从某处叫我的名字，我有点困惑，转头寻找声音的源头，愣了几秒后，我才认出，是伊尔福，他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子驾驶室，正朝我招手呢。他问起我最近的境况。我当时怎么回答的，现在想不起来了。临分手，他让有时间去他家坐坐，他说手机还是从前那个号码。当时会面的情形，让我又感觉到了另一种诡异。
我们由此又联系上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伊尔福就住在我家对面马路的某间公寓里。我们距离那么近，仅仅只隔了一条马路，却一直没有联系，之前也没在路上遭遇过。想起来真的是太有意味了。
后来，去他家做客吃饭。伊尔福告诉我，公司做起来了，一切好起来了。之后我们的联系多了起来。某天，他突然说他又开始写诗了。这同样让我感到惊讶。不过，离开诗坛，又重回诗坛，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有很多诗人下海经商成功后，若干年后又重返诗坛写作。依尔福也是雄心勃勃，和我谈了他的想法，搞诗歌俱乐部，办诗刊和论坛，热情可嘉。
关于写作，我们有过许多次面对面的辩驳，在聚会上，在去某地的车里，我俩激动异常，言辞激烈，互相批判对方，常常为佐证自己观念的正确而争论得脸红耳赤，当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有趣的是，当话题离开写作，转入世俗话题，气氛立刻变得风和日丽，祥和安宁，和谐得犹如两人打太极推手，各自终有所获。这种默契也让我很惊讶。
其实，王晖和依尔福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是同一个人的不同两面。后者只是前者的笔名。有时候，我很难把两者统一起来。看他的诗歌，很西化，很先锋。他送过一本诗集给我《晃动与幻象》，他的诗歌，诡异，瑰丽，大气，跳跃巨大，事物沉静的下面，隐藏着随时爆发的暴烈之力。
但我也很坦率第告诉他，我记得那如闪电般亮眼的“诗眼”句子，但读完全诗却不知所云。关于诗歌和写作，我们的争论还是如从前那样激烈，依旧在旅途中或聚会上互相切磋，但一样毫无结果。他读过大量的西方思想和哲学著作，思维西化，但世俗中的他，却是完全中国化的。他身上充满了一种悖论的魅力和迷惑。他辩驳说，他就希望创作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
作家诗人之间的争论，永远都难有统一结论。对当代诗歌，我其实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前诗人”，停笔转写小说有经年的时间了。我笼统归结为两种态度去看写作。他写诗歌，在天上飞，是云中仙子，来去自如，毫无束缚，心想事成。而我写小说呢，是在地下行走，炊烟四起，凡尘滚滚，四面楚歌，东奔西逃。谈论各自的意见，像是一个在地下行走，一个在天上飞行，只可遥相呼应，相互唱和，却不可混同一起。更何况，他精于理论和书面语，我则熟悉践行写实，虽然争论之时各不相让，但过后某时某刻，还是偶有感悟的。
对我来说，王晖，是世俗中的人，是我喜欢的朋友，固执，勇往直前，对朋友大气，念旧感恩，他提起他创业之初，我曾经给过他小小的帮助，这让我很惊讶，说实话，他不说，我早就不记得了；而依尔福呢，是诗歌的创造者，我看他，如云中看月，海市蜃楼，无法清楚明了，但他有自己的方向和纬度。
在诗歌的路上，我不是个坚定的人，走走就走到另一条岔路去了；而他走了一段，停顿了十年，又重新出发。这个需要勇气，也需要定力和思考力。前路茫茫，唯有恒心者有得悟者，能走到自己想象的尽头。
女作家央歌儿
央歌儿嘴馋，是个好吃的主。我这样说，并没有冤枉她。认识后，她也向我坦白过，她从小就这样，要是想吃某种东西了，她得要挖空心思弄来吃了，心里才像放下了一块石头，否则干什么都没心思。我笑话过她，说过去好理解，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她颇受委屈似的，说改不了啦，就是馋嘛，没办法啊。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光子做东的饭局上。当时光子给我电话，让我从蛇口赶去龙华镇，去一家火锅店里吃狗肉，顺便也认识几个美女。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食物已经被收拾大半。我落座后，光子就站起来，向我介绍在座的各位。其中就有央歌儿。早前我就知道她，写小说的，有中篇小说《来的都是客》被选刊选用。没想到在这里不经意就遇上了。当时我给了她名片，却没有收到她的名片。后来才知道，她没有印名片，也没这习惯，是个自由作家嘛。当时我也饿了，只埋头吃，她说得也不多，也在吃。我听他们说，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的口音，是北方的，她剪个短发，带一副眼镜，挺知识分子的摸样。
后来我发现，她的馋劲也表现在小说的写作上，她写得很勤奋，对小说有种馋劲。那次饭局后不久，我突然接她的电话，说想找我问点事。我们才见了一次，没事我是不会主动找人的。没想到她找上了，说明我们还有点缘分吧。当时她完成了长篇《来的都是客》，正为出版的事烦恼，她说想听听我的意见。有意思极了，我在电话里听她说话，知道她是个比我更性急的人。不过这很好，她北方人的爽直，使我感到交流没有障碍。
我谈了我的看法，建议她多投几个出版社。她那部长篇《来的都是客》也真是够遭罪的，从投稿到出版，整个过程都不顺利，挺好的一部作品，受到的待遇差，印数也不高，连书的作者名字都搞错了，变成了“央歌”，后来连支付稿酬也弄错了钱数。为了这本书，她是受够了折磨，可没少生气，甚至和编辑干起来，气得哭了几次，还说准备改行做生意，不再写小说了。我在电话里听她急哭了，也只能安慰她，我说抱歉啊，我又不在身边，朋友们也不在身边，否则可以送上擦眼泪的纸巾嘛。她是个急性子，想到的事，非得马上去办了，有了个结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心里才会踏实。
为那部长篇斗争了好久，让她稍感到欣慰的，是其影视版权今年初被一家影视公司买走了。她告诉我这消息的时候，我就逗她，怎么样，美女作家，还要抛弃文学去做生意吗。她就咯咯地笑了，狡辩说，哎呀，看来是文学不肯抛弃我嘛。她还警告我，不许叫她美女作家，她说自己讨厌这个称呼。她说现在的美女作家，写的作品大多不敢恭维。再说，她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我故意逮住她的后半句话，和她开玩笑说，哈哈，原来是年龄问题啊。其实，我说，你正处于女人最有魅力的年龄，你有气质的嘛。她听了嘻嘻的笑。我也笑了，说击中要害了吧。她回击我说，你少贫嘴吧，我这把年纪，对别人的拉拢腐蚀都是有一定的抵抗力的。说完，她就哈哈大笑起来。她是个容易开心，也容易伤心的人。
其实写小说对她来说，也就近两年才开始的，她说以前在大学写过一篇，投出去没消息，大受打击之后就没再写了，一直安心地做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一晃就许多年过去了。1999年从哈尔滨移居深圳后，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没出去工作，心情挺郁闷的，看看刊物上的东西打发时间，但刊物上的作品不尽满意，她觉得自己可以写出更好的来，就尝试写点东西来解闷，没想到出手不凡，其中篇小说《来的都是客》一经发表，就被《小说选刊》等选刊看上了，这在最近几年的深圳文坛是少有的。我认识她后，公开对她说，我现在把你列为我的竞争对手。的确，我心目中的对手，在深圳我只挑选她。她的小说《纹身》、《半颗牙》、《流水飞红》等，写得都有一股狠劲，写女人的情感，她写出了一种淋漓尽致的疼痛感，要是单从作品看，肯定会说是个男作家写的。这就如同她鲜明的个性一样，爱憎分明，和她交往，不会让人有和稀泥的感觉，都是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
和央歌儿打交道是愉快的，我们的交流，通常在电话里多。她要是来电话了，一是有喜讯，二是写了个好东西，三是写得无聊了。她会在电话里哇哇地说个痛快，然后说，那，你去写东西吧。有时某个朋友提议说，出来聚聚吃喝一顿吧。以前她会热烈响应的，我和她出去吃饭，总是她负责找地方，对找饭馆，她倒是很有耐心的，有时要跟着她走好几条街道，才找到她心目中的饭馆，坐下来后，点菜的工作也是交给她完成，因为她好吃在行嘛。现在呢，一说弄个饭局，她就说，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熟人在电话里一聊就得了。她变得比以前深居简出多了，就窝在家里，看看影碟，一度她还迷上了韩国电视剧，和我说起来就滔滔不绝。当然，看书和写作是她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偶尔我们还是会聚会吃喝一顿的，她照样吃得来劲，吃得专心致志。我就警告她说，你也该注意一下了，不要光顾吃喝，也得锻炼一下了。比如说，找我打个羽毛球什么的。因为她的身体算是丰腴的，我常常赞美她有韵味，但再吃就是另一副摸样了。她却狡辩说，也许是早年做导游，走路多伤了，都不爱动了。
每次聚会，聊好了，吃好了，我们就会各自回家。在这之前和之后，我说的是聚散前后，我们各人都会握个手什么的。这时我们就会惊叹，哎呀，央歌儿的手好柔软呀，握上去，真像十八岁姑娘的手。她倒很认真地说，还真的，我的手是好嘛。其实，她的手倒真是好，握上去是柔弱无骨的感觉。这样的手，当然适合在家里写作了。我们听她说得这么认真，就忍不住轰笑起来，说那得约个时间再聚一聚，握握央歌儿的手，立马回到十八、九岁。
又见师兄李洱
李洱喊我的名字时，我正在会所前的空地徘徊。听见喊声，我抬头望过去，他正朝我走过来，十几年没见，他还容颜未改，还是那么瘦，没有挺起的肚腩，依旧一副我心中文人的摸样。我笑着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说他还和学校那会差不多啊。他嘿嘿地笑，一边和我搭话，一边引我往会所里走。这时是2005年5月15日的午饭时间，阳光正好，晒得人懒洋洋的。
说起来，李洱是师兄，高我两届，但我们不同系。他读中文系，我读经济系。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华东师大上学那会，文学和经济同样热。那时我对文学万分迷狂，很崇拜中文系的人，不但和夏雨诗社的人混在一起，整天捣鼓诗歌，还老往中文系的宿舍里窜，遇见许多癫狂邋遢的“文人雅士”，有关他们的奇闻逸事，早在校园传遍。但显然李洱不在此列，他是我喜欢的另一类文人，文质彬彬，斯文得体。那时他写得一手好散文，在搞一本叫《散花》的油印杂志，上面发过中文系几个才子的一组同题散文，叫《林荫道上的咖啡馆》，恕我愚笨，直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们那组散文的寓意。
我们在不同的文学社团，但偶尔一起参加活动。记得有次去上海的“大世界”参加文学活动，晚上一起坐车回来，我站在车上，手吊在扶手上，一路听他说些笑话，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总之蛮好玩的。后来他一毕业，走后就杳无音信。我毕业后回深圳，写了近十年的诗歌。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写作从诗歌转向小说。小说写完便跑图书馆，翻阅文学杂志，找地址四处投稿。我注意到一个叫李洱的作家，频频出现在各家杂志上，但当时也没太留意，也没看过他的作品，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红，到处都是有关他作品的评论。后来我翻阅到《作家》杂志，有一则他的简介，还配了照片，我这才知道，李洱就是荣飞呢！我记不清楚了，我是从朱彦鹏大哥还是从格非那里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他在郑州家里，显得挺惊讶的，连说真没想到呢。
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但一直没能见面，在电话里，我们聊了很多，谈过他的《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两本书，似乎前者的成就比后者高。他问过我的看法，我也实话实说，我喜欢后者，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后者的。我常说，你来深圳玩吧，我请你吃饭；他也笑着说，我去郑州玩的话，他请我吃饭。这话说了几年，没想到，我们却是在北京见面，才有了个两人的饭局。
我们往会所走，遇见一个女服务员，李洱逗她说，这小妹妹很好的，我们就在这吃吧。那小妹妹抿嘴一笑，领我们往大厅走。到了门口，望一眼，李洱又说，要不我们吃烤鸭吧？他说过又带我出来，横过马路，往对面一家烤鸭店走。进去一看，人多声杂，根本没法说话，我们又倒回那家会所去，进大厅挑位子坐下。我对李洱说，你点菜，我请客。李洱只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我对吃的都采取通吃的态度。李洱说他还比较讲究吃的，于是点了许多菜，边吃边聊些琐事。吃好，他说晚上要回趟郑州，得回去收拾东西。
我喊服务员过来结帐。但李洱坚持说他是东道主，这饭他请，抢着结了帐。之后，我们还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由那个可爱的小妹妹给我们照了个合影。出了会所，李洱让我到他家坐一会。我注意到他心事重重的，有点担心会打扰他。李洱说，那半个小时吧。
在他宽敞明亮的家里，我们坐在阳台聊天。我注意到阳台的壁柜上，摆了些他夫人的奖状，我就问他的呢。他说要是摆出来，他不是有病吗？我说他太谦虚了。他只是笑。我问他干吗心事重重的。他说自己是个懒散的人，但总有许多琐事要做。谈到写作，我说挺羡慕他的成绩的。不过，他却说挺羡慕我这种状态的，爱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我有点惊讶，说你说笑吧？李洱解释说他欠了许多文债。我笑说这不挺好的嘛。李洱苦笑一下，说写得太快的话，对得起编辑，却对不起读者，反过来也一样。他话不多，我也是，有时候我们就不说话，都发呆，想起就搭一句话。后来他送我下楼，我出来一看表，都过了一个小时了。
从北京回来，我将照片冲出来，一看，李洱和我，都显得严肃，都心事重重的。后来，我们通了个电话，他正在修改一个小说，听他的语气，有点烦躁。我打趣说，烦什么啊，作品能发在那么好的杂志上。他却不以为然，说我不明白。我说我想烦都没得烦呢。他反问我，一个月能写出两个中篇，两个短篇的吗？我说那我不行。他说搞“联网四重奏”的时候，他就干过，那太难了。想想也是，他是这么个认真的人，要想敷衍，肯定不可能。我想这就是他苦恼的原因吧。后来聊到我的作品，我让他挑毛病，他说我的东西太平，不够深刻，没有痛感。我辩解说，我看世界的眼光是平和的。他说小说不该这样。他以前给我的书《貌合神离》写过书评，写得十分机智好玩，还不失宽容大度，对我笔下留情，让人看了有份温暖感。
这次北京见面，距我们上次在学校的见面，中间相隔了大约十五年，时光飞逝，他现在已是著名作家了，但还保留着那谦谦君子的风度，和他相处，让我毫无见外的惶恐。而我呢，白的头发比他多，肚子也比他挺，学问却没见长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