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摘要〕孟子王道政治思想关怀的焦点是民众的生死存亡，起始点是保障老百姓的“养生送死无憾”，目的是要达到“天下之民举安”。为此，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抚恤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政策和“与民同乐”的资源***享政策，反对战争和暴政对生命的戕害。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强调要教化民众，来达到“天下之民举安”的理想，并在行政策略上提出了“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理念。孟子王道政治中这些关怀民众生死、保障生存权利的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家追求的伟大政治理念，对于当今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仍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关键词〕孟子；王道政治；生死关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1203（2016）02- 0095- 04DOI：10.13964/j.cnki.zgsxswdx.2016.02.024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有其现实的基础与环境，有其产生的特定时间与空间背景，都是针对特定历史情境而进行的思考。同样，孟子的思想也不是书斋中的沉思玄想，而是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对连年战争、暴政造成的民生疾苦的回应。如果我们从孟子生活其中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研究其思想，并结合其生平活动来分析其言论主张，就会发现孟子的政治学说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它的目的是在保民、养民、教民。保民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养民就是充裕人民的生活，教民就是指示人民的生计”〔1〕75，其终极指向是民众的生死存亡问题。笔者试图从这一维度对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及对当今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启示。一、反对战争和暴政对生命的戕害孟子王道政治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让老百姓免于战争的杀戮、免于暴政的迫害而能够享有生命的自主权。当时对百姓“养生送死而无憾”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诸侯国的暴政与频繁的战争，因而孟子多次表达了反对战争和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的主张。孟子对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总体评价是“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以下版本相同，仅列篇目）。在孟子看来，必须是正义才可以诛杀不义，标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有罪只有天子可以征讨，但是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势力衰微，以至于战争都不是天子旨意，所以无义战。孟子进一步提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即真正的无敌不是靠征伐这种霸道的方式确立的，而是靠仁政行王道实现的。如果每个国君都能反省自己是否仁德，根本用不着战争。在孟子看来，真正的仁者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而不仁者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批评“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是“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尽心下》）。孟子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他能够跳出政治与国家的狭隘界限，从土地与人类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来论证战争的不义性。即土地本来是生产百谷用来养活人民的，但是战争却把养人的东西变成了害人的东西，土地成为了战争掠夺的对象，远远地背离了圣王“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梁惠王下》）的理念。战争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生命被剥夺，因而孟子慨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此处，孟子不仅表达了战争对于生命的残害和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且也谴责了战争发动者的罪大恶极。不仅如此，孟子还指出，当时社会上能为国君开辟土地充实府库、能够为君子邀结盟国每战必胜的“良臣”，实际上乃是百姓的贼害者———“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孟子甚至对于备战和崇尚军功的世俗观念也进行了批判，“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因此，君子为官之责任不是为国君开辟土地增加财富，为战争和争霸作准备，而是应当致力于辅助国君“向道志仁”以利及苍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反对战争的独特之处，即战争“不单是不应当有，并且认为是一种罪恶，须受一种刑罚的”，战争“不仅带有政治意味，而且带有宗教的意味”〔1〕92。孟子批判暴政是“率兽食人”和“杀人以政”。在孟子看来，政治应当以德服人而不是通过霸道以武力服人，在与梁惠王的谈话中他甚至提出了暴政害民与“杀人以梃”和“杀人以刃”“无以异也”的观点（《梁惠王上》）。孟子进而讽刺与警醒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孟子谴责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各国君王只知道自己享受，根本不顾百姓死活的社会状况，深刻地体现了他关怀每一个生命的人道情怀，既有对实行暴政之君王“率兽食人”的指责驳斥，也充满了对乱世民众憔悴于虐政的怜惜。正如同孟子所言，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再加上凶年饥岁，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就有几千人，而国君则“仓廪实，府库充”，这无疑是由不合理的政治造成的。二、主张养民富民以满足民众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孟子在批判暴政和战争对人民生命造成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民众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经济措施。具体而言就是达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孟子看来，唯有从经济上有了稳固产业，生活上衣食无忧无冻馁之虞，百姓的生命权才能真正得到保证，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制民之产的第一要务是恢复井田制，通过划分井田使百姓安于田畴之业，这是行仁政的根本。孟子所提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滕文公上》），实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宁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孟子提出的发展生产的措施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农耕社会是相当有效的。他提出的“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等建议，一方面要求百姓积极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在特定时间禁止杀生的主张，号召人们节制欲望，有益于人类长远利益的满足，使人们免遭食物财用匮乏之扰，进而避免可能由生态危机导致政治危机的危险。在人与环境关系极度紧张的现代社会，我们尤为钦佩孟子思想中蕴含的极为深刻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源：中国山西省委党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