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
巴老故事：
“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巴金诞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不少国外友人和港澳台同胞，到成都时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无法如愿。因为，巴金故居已经不复存在。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省委同意，并且成立了筹备小组。巴金知道后不同意，“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86年10月，巴金再次“申明”他的意见：“……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不要用我的名字”，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巴金时常这样说。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协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坚决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协，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巴金喜欢记日记，他的许多日记都是很美的散文，更具史料价值。1991年，巴金的侄儿李致向他转达了四川出版界想单独出版日记的要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做工作道：“《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李致的再三要求下，巴金勉强同意了。
李致高兴地回成都了，但是没几天，收到巴金的来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至今，巴金的日记没有出版单行本。
称自己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文人多自尊狂傲，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正所谓“文人相轻”。
巴金却对自己说“不”。这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说“不”。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其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他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利娜》严格地说还不算“创作”。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说是不成功之作。巴金曾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有人批评我的革命是空想，说得对！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多次讲到《火》是失败之作，“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作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这些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王仰晨首先在给他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语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他曾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我写了一本又一本，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20年后，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巴金还在刚踏上文学之路时，朋友约他到自己办的书店作编辑，每个月给80元大洋。可他却说：40元就够了。他将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稿酬，给了一位生活困难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却将14年的宝贵时间，用在编辑他人的书上，而且不取分文。建国后，他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但他却是中国惟一不拿工资的作家。到了晚年，他悄悄地，将稿费、藏书一一捐了出去。
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忆这一幕：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虽行动不便，还是来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发上，手往口袋里掏呀掏呀，最后摸出一个纸包来，交给舒乙，说道：“刚收到的稿费，上缴！”舒乙说：“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这个人完全透明，爱祖国、爱人民，乐于奉献自己。”
曾在上海文联负责作家联络工作的徐钤说，这一生他接触过许多文化名人，惟对巴老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一些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使每个人都得到春天
用全部的真诚和热情，“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的愿望。
巴金善待每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总是赤诚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萧乾受到莫须有的批判。这时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众场合，大声地唤着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边，悄悄地关照他：要谦虚，要谨慎。而当曹禺，头上的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时，他却批评他：不要太顾及事务，应该多写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后，他又嘱人帮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发表过的文稿，留下曹禺最后的真实形象。
巴金对于他人的关心，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风中修整花苗的师傅，就担心师傅会冻着，便赶快让家人买来羽绒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张、小吴，从农村到巴老身边工作，一晃多年过去了。巴金一直担心，自己百年后，这两个孩子怎么办？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
一桩桩、一件件，在巴金身边或与巴金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说出许多故事，由衷地说一句：“巴老这个人就是好！”
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问他：“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十分惊异。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李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4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惟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李小棠的很多同学，有的留在了高校，有的进了中央大单位，有的进了报社、电视台……分配的工作都比李小棠好。而李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半点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