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向线装书中，向荒废的池阁、向断碣残碑中去找朋友，他们会比这个世界中的朋友叫我懂得更多的东西。在夕阳荒草的丛中，我读着那残缺的碑文，仅仅只有几个字，我读来读去，比读一首最美的诗句还感动。————张充和
“儿时的合肥、少女时期的苏州、中学时期的上海、养病时期的青岛、避难时期的昆明、抗战时期的重庆、北平时期的姻缘、美国的后半生”。张充和一生的人生路径代表了她不同时期的人生选择和境遇。
1913年5月17，张充和出生于上海，祖籍合肥，是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教育家张冀牗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老幺。
充和出生时，母亲陆英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虽是个男孩但一出生就夭折了。旧时代重男轻女，张充和出生前大家都希望她是男孩。
张家在合肥的一位远亲甚至派了两名女仆送去金银作贺礼，其中包括一把金锁，预备当男孩降生时，戴在他脖子上，保佑这个即将诞生的张氏家族继承人长命百岁。
但充和出生的那天两名女仆带着贺礼一声不吭地回去了，母亲也很失望。张充和出生8个月后被过继给叔祖母，成为她的养孙女。
寡居多年、膝下无子女的叔祖母李识修收养了充和，从苏州带她到合肥老家抚养，识修淡薄宁静，耽诗书，谙佛典，乐善好施，给予充和很好的栽培和教育。
张充和： “四岁时，外面来的客人们问我说： ‘你是谁生的？ ’ 我总是答一声：‘ 祖母。’ 他们总是大笑一阵，我只是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心里说：‘ 这有什么好笑？ 难道你们不是祖母生的，还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我一直不晓得祖母而外还有什么更亲的人。”
养祖母识修对充和溺爱有加，自任启蒙老师。张充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4岁会背诗，6岁识字，能诵《三字经》、《千字文》。家塾授课每日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间一小时午餐。除重大节日外，每10天放假半天。
充和稍长，养祖母花重金延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还另请举人左先生专教她吟诗填词。
朱先生第一堂课就交给充和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此后，充和跟着朱先生写字，念四书五经，读唐诗宋词。
朱先生教学得法，自选教材，还适时地讲解同音字、同义词、语法等内容。平时只要充和阅读古籍时圈点句读，不讲解，只答疑。朱先生认为，“书读百遍，其意自见;点断句读，其义自明”。
充和如是10年，闭门苦读《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充和晚年一直铭感这两位恩师为她奠定了国学的功底。
张充和： “书房窗外两棵梧桐树那样高，秋深了，梧桐子时而落了下来。 我在读《孟子》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王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虽有此，不乐也。’——先生，我要小便去。先生允许了，我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满院的梧桐子，我拾了许多，袋袋里满了，又装些在套裤筒里，在外面打了一个转，又回到书房里去，先生给我瞒过去了。 ”
充和的童年被深锁闺阁，玩伴只有仆人家的孩子，她记得一个叫大宝的小男孩比她小，平时与他打打闹闹，十分开心。稍大后的某年春节，他向她拜年时，竟然向她磕起头来，这令她很伤心。充和对书房外的现代新世界知之甚少，某日朱先生正在教她《论语》，合肥的上空突然出现了几架飞机，充和还以为是断了线的风筝……
张充和回忆：“我们家兄弟姐妹都讲苏州国语，我讲的是合肥国语。我的祖母学问很好，会写诗，我从小受她的熏陶。我换过好几个老师，都不记得十岁以前的老师了。”
充和与祖母生活在一座古宅中，与诗书为伴，她在缅怀自己双桐书室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从卧室到书房，要走过一条长巷： “我只嫌那长巷太短了点，一步分做两步走，走得非常不自然，眼睛里还包含一眶欲滴不敢下的泪水。 我比一切孩子都寂寞。 ” 孤寂透顶的充和往往会面对书房高墙上的裂缝发呆，，她说： “我好像有许多不能告诉人家的悲哀藏在那缝里面。 ”
书房的楼上就是张家的藏书阁，这里的藏书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有宋元剧本、明清小说，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充和曾经根据《红楼梦》里的筵席菜单，编成了一份《红楼梦食谱》。
少女充和在骑马，需要早晨四点半起床去骑，兜一圈回来太阳刚好升起来，人和马都出了一身汗，老板娘打水给充和洗脸，老板把马牵到沙堆里打滚
充和回忆： “小时候，我可以去楼上书室随便翻阅书籍。 不管我找什么戏曲小说来看，祖母从不加阻挠 ，其实作品里十之八九都有艳史，香艳的场面和对话比比皆是。 我读的第一部长篇是《桃花扇》，接着读了《牡丹亭》和一些古典小说。 我很爱读这些作品，但不知道这些剧是可以唱的，直到回到苏州，父亲带我去戏园看昆曲，我才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 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 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 ”
在《凋落》中，张充和写道： “我爱最新的各种小玩具，可是更爱古老一点的，新的只能叫人有一个新奇，或者仅仅就只有一个新奇而已。 ”
1930年养祖母辞世，16岁的充和回到苏州，在父亲创办的乐益女校上学。
在乐益女校中她并不习惯，历史、国文课上的知识她早已熟知，而数学、生物她一窍不通，英语学得很快。
三位姐姐从小在城市长大，有着新派女子的“时代范儿”，她们会外语，看电影，衣着摩登，懂得白话，知道胡适，说着流行的话语。这新世界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姐弟们结伴郊游、骑自行车、赛球，充和不懂玩球规则，只能当个守门员。
在那个进步的中国人都在向西方国家探索学习时，她觉得孤独： “我的这个世界上的朋友全是簇崭新的超时代人物，我的那个世界的朋友全是上了铜绿的破碎的殷商钟鼎。 ” 她写道： “日常生活习惯，一切都是新，一切都可算是不落时代的后，这种生活，简直叫人腻了。 于是就会梦想一点古人的生活，凭吊一些旧家庭院。 ”
父亲张冀牖是昆曲迷，请来一位专业人士给他的女儿们教昆曲。
二姐张允和把这段早年往事记录了下来：“ 那天是除夕……他（父亲）说，如果我们不玩骨牌、赶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师学昆曲， 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两天，他就为我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我们都在爸爸书房里学唱昆曲。”
四姐妹成立了幔亭曲社，充和常与大姐元和在《惊梦》中唱对手戏。大姐元和特别喜欢登台表演，充和说： “她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 ” 在苏州拙政园居住时，充和常常一个人夜晚在兰舟上唱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也提到过充和不爱扎堆的特点。他写道：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
张充和：“我学曲学得很晚，小时候读的是家里的私学，十六岁才正式进学堂，进的就是我父亲在苏州办的‘乐益女中’。 那时候我的几个姐姐都上大学去了，家中女孩子就剩下我，我就开始跟着学校的昆曲课听昆曲、学昆曲 。那时候我父亲的学校是开昆曲课的，一个星期上几次课，有专门的老师教，几个学生一起学 ，慢慢就觉得不够了，父亲便单独给我请老师。 我的昆曲老师姓沈，名叫沈传芷，我唤他沈先生、沈老师，是昆曲界‘传’字辈的名角儿…… 这位沈老师什么都会，小生、冠生、正旦、花旦、小旦的戏，他都会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时候，其实还不到三十岁。 那时候，家里请了笛师，听曲唱曲，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 ”
1933年，三姐兆和与沈从文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后就留在了北京。
家里人劝她考北京大学，于是她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 充和在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她干脆放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 第二年临考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题目都看不懂。
充和数学得了零分，但国文考了满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充和后来说，作文是她面壁虚构的)。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有人指为胡适，他时为中文系主任)希望录取这名优异生，然而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破格录取”了她，当年北大国文系仅录取了俩个女生。
当时北京报纸在大学新闻栏报道此事，不过说该生名“张旋”——那是充和有意用的假名，连她的中学文凭也是假的，是弟弟宗和托在宁夏当中学校长的朋友帮忙出具的。
张充和回忆： “我考大学时，算学考零分，国文考满分，糊里糊涂就进去了，算学零分，但国文系坚持要我。 我怕考不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张旋’这个名字。 最好玩的是，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他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大好！要好好补！’都考进来了，还怎么补呀？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不用学数学，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
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张充和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他讲得不错的，深入浅出。”她也听过钱穆讲中国通史。“俞平伯、闻一多都是我的老师。还有沈兼士，沈尹默的弟弟。”那年代北大中文系名师济济，张充和受益良多。
在北大就读期间，充和淘气可爱，喜欢戴一顶小红帽，也因此获得了“小红帽”的称呼。
有一次张充和跑进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斜着脑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俏皮照片。后来充和拿这张照片到学校游泳馆去办理游泳证，场馆的办证员不允，说一个眼睛闭上的。张充和很快地打断了对方： “什么话，我一向是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这人世的。 假如来者是一位独眼龙，难道你就剥夺了人家游泳的权利？ ”
1933年，23岁的卞之琳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内向拘谨的卞之琳开始天天给张充和写信写诗。
因为张充和，卞之琳的诗歌创作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写情诗。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 “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 ”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
据说卞之琳写的《断章》是给充和写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张充和回忆，自己在进北大之前，就在校园见过卞之琳，又在沈从文家里碰见过， “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 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拼命给我写信，至少有过几百封信吧。”
1935年，在北大上三年级的张充和患肺结核，休学回了苏州老家。
1936年，卞之琳由于母亲病逝回故乡海门奔丧。事后他专程跑去苏州探望张充和，在张家住了几天，张充和尽地主之谊，陪他游览了当地的风景名胜。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回忆这段姑苏行，他写：“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 我开始做起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 “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 。
1937年，卞之琳把自己的诗作编成《装饰集》，手抄一册，题献给张充和……充和也用银粉为诗人抄录《断章》等七首诗作。卞之琳痴情，直到1955年才成家。80代诗人赴美探亲，还专程到充和府上拜访，将他偶然得到的40年前沈尹默为张充和圈改的诗作手稿送上，还写了篇深情款款的散文《合璧记趣》。
多年后，和朋友兼学生苏炜谈到这段“苦恋”，张充和说： “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和他恋过，所以谈不上苦与不苦。” 在充和的印象里，卞之琳属于“不能惹，一惹就不得了”的类型。
张充和说：“他（卞之琳）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觉得他啰里啰嗦的……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方先生，朋友方云的哥哥。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充和早年在北大上大学时，方先生就常找由头去拜访她。
充和回忆说：“每次他来，都有意和我一起吃饭或聊天，但因为太害羞，结果总是一事无成。 他总是带着本书，我请他坐，他不坐，请他喝茶，他也不要，就在我的书房里站着读书，然后告辞……几乎不交一语。 ”
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充和：“ 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称这位不修边幅的追求者是“书呆子”，充和离开北平后，方致信沈从文叹息“ 凤去台空 ”。
张充和康复后，《中央日报》的储安平留英，正缺人手，张充和就到副刊《贡献》当编辑，写散文、小品和诗词，初露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