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文章应该为时代而作，歌诗应该为事理而作。
原句出自白居易《与元九书》，原文很长，节选包含词句的段落如下：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节选段译文：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表达了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核心思想，以及他的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的文学观点。在白居易看来，为民与为君是能够统一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诗歌既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就要真实地反映 民 间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弊端。他认为只要写出了人民的心声，深宫的皇帝就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而调整和改良政治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于是乎，“上下交和 ，内外胥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