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闰七月十七日，林则徐在伊犁送别老友邓廷桢时，写下了“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的诗句，颇为悲壮。
他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此时年近花甲，邓廷桢更已是六十八岁的垂垂老者。此前两年，两人因在两广查禁鸦片事宜同被革职，遣戍伊犁“效力赎罪”。嗣后邓廷桢被先行召还，林则徐临别赠诗，内心自有起伏波澜。对于他这样执着事工，以“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入世追求为人生目标的官员而言，遁入佛门恐非终极理想，但是无端受谤，衰朽之身，孑立塞外，“歧路又歧”，已是愤懑满怀，一句“青史凭谁定是非”之问，更在声嘶力竭中将一股不平之气喷涌而出。
在林则徐内心深处所冀望，还是雷霆过后的依然能够重整朝纲、澄清玉宇的皇恩雨露，“青史毕竟有是非”，裁断“是非”靠的不是圣明君主，而是历史学家的敏锐、严谨与辛劳。
还原本来的面目
良史的风骨与担当跃然纸上
杨天石先生在本书论述的时段，上起鸦片战争，下迄“五四”前后，是通常“中国近代史”的年限。这一时段的历史书写，其实面临着特别尴尬和矛盾：表面看来，在中国，相对于此后数十年，这个时段由于与当下的人事（特别是政治变迁）已有相当的历史距离，似乎有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言说空间，且能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但实际上，在历史书写的背后，依然看到种种无形的桎梏。这种桎梏，既有来自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等等的影响，也有历史自身“层累的”形成的不真实，某种程度上，这种“不真实”恰恰因为与当下的历史距离，已成为历史刻板印象，如何纠正，让历史真真切切地展现本来面目，绝非易事，也正因其不易，才更加史学家的史识与史德。
譬如，对于“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枢纽性的事件被写入法定教科书，因而大约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都耳熟能详。本书中重点订正了三个由来已经的讹传。
其一，所谓“废弑密谋”完全是康、梁和谭嗣同等人的虚构。戊戌政变之前，康 有为、梁启超等盛传慈禧太后曾与荣禄密谋，准备于戊戌当年九月，利用皇帝到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和暗杀光绪，杨天石查阅史料（特别是参照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毕永年日记），剥丝抽茧，并以常识逻辑为判断标准，判定“与其说‘天津废弑密谋’是康有为等人的猜测或忧虑，不如说是虚构，目的是为自身的武力夺权服务”。
其二，与此相对应“围园捕后”，也就是“戊戌六君子”罹难后第二日，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中指责的康有为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密谋，证据确凿。尽管十年之后，康有为在慈禧身后的《上摄政王书》中，对此还在矢口否认，并诬以袁世凯的离间，但杨天石先生参照海外所藏文献，同样给出定论。
其三，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自颐和园回京，缉拿康党，发动“戊戌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的结果，而是受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杨崇伊此前的奏本的影响。袁世凯确曾去天津向荣禄告发康有为等的密谋，但那已是慈禧宣布再度临朝，重开“训政”，查抄南海会馆之后的事了。
杨先生说，“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