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他与拜伦、雪莱同组。后两位年长者，生平行止似其诗文，活得浪漫潇洒，在美国本土和欧洲，遗踪遍地。济慈则大有不同：他未曾拥有耐久的豪宅、雅舍、寺院、别墅、名校，留给后人观瞻凭吊，身为伦敦萨匝克区服侍阔人坐骑的马房主长子，他生于与马房临接的普通住宅，少年时代在同区的医院当学徒，直到移居汉普斯台德，脱离了并不喜爱的医药行，他的专业诗人生涯才落到了实处；身后，他的遗踪也才落到了实处。
汉普斯台德荒地是伦敦市北近郊区，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英国草原丘陵地的原始天然风貌。环境幽僻，空气清新，而却又地近闹市，恰是古今中外骚人墨客心向往之的“文化区”。济慈少失怙恃，早早肩负起扶养弟妹的重任，幼弟罹家传肺结核病，才迁至此区由济慈亲自照看。弟逝，身心交瘁的济慈应诗人朋友布饶恩之邀，迁至“荒地”南头的温特沃斯寓所，此地如今成为济慈在英国的惟一博物馆。
温特沃斯寓所
这是一栋带庭院有地下室的二层楼房，半独立式，包含可供两家居住的两个单元，由布饶恩和文人朋友狄鲁克合建。规模不大，结构简朴，树篱院墙、栅栏街门、白色屋墙，形成一种田园氛围。室内陈列诗人的日常用具，简单平常，大多是名人博物馆陈列品中的看家项目，惟有一枚济慈赠未婚妻芳妮·布若恩的订婚戒指，是诗人早夭爱情的鉴证。
济慈1818年末迁居于此，与布饶恩合用东单元。次年春，孀居的布若恩太太携女儿们赁居西单元，年方17的长女芳妮清纯秀丽，立即攫获了爱美的年轻诗人的心。庭院内树篱边不过一二十米长、一米宽的林荫夹道，房屋四周厚密如棉的草坪以及稍远处的山林草地池畔，都是他们悄然痛饮爱情蜜酒的地方。这大约是济慈初次、也是惟一认真的恋情，它激励年轻天才的诗神暴长出雄健的双冀，鼓振翱翔。他生平最重要的诗作，都是此时此地完成。庭院东侧，如今仍有一棵孤立的李树，低矮细瘦，枝头挂着一枚干瘪的果实，在夏末的阳光下泛着熟透的紫红。可以想见，当年这一对青春韶秀的佳侣在这片美丽的背景之中，曾绘构出多么悦目的图画，可憾他们的爱情没有像李子那样成熟，瘟神和死神联袂插足，将他俩活活拆散。
这棵李树只是当年济慈那棵李树的替身。布饶恩在致友人书中说：“1819年春，一只夜莺在我寓所旁筑巢，济慈听着她的啼声，感到阵阵舒心的喜悦。一天早晨，他将椅子从餐桌旁挪到草地上的李树下，静坐两三小时。等他进入屋中，我看到他手中已拿着几张纸片，悄悄塞进一些书的后面。”那首徐志摩称之为“神奇”的、音乐般的《夜莺曲》，就是这样一挥而就的。门户之见顽固的英国批评界对这位骤然腾升的明星并不认同，甚至恶意讥讽他为“伦敦小子”学派，这自是对天生敏感、自尊的诗人致命的打击，但如拜伦所说一个批评杀死了一位诗人，似乎又未免言过其实。就在此时，济慈照看幼弟期间感染的肺结核病已入膏肓，为防止情绪激动加重咯血，他不能写作，甚至不能与芬妮相会，致使一对比邻而居的热恋情人之间竟成咫尺天涯。如此处于事业与恋情的双重无望，年轻诗人的痛苦，可想而知。幸亏他有真正的朋友，由他们精心安排，有约琴夫·塞文陪伴，赶在英国潮湿阴寒的冬季到来之前，渡海峡，走水路，过那不勒斯，历一个半月舟楫风霜之苦，到达罗马。
我从伦敦去罗马的季节和具体路线与当初济慈所取不同，加上有现代交通之利，一路便捷，惬意多多。时值仲秋，罗马却比一个多月前的伦敦盛夏更为燥热。赤日高温加速了心律脉搏，鼓催人急欲拜访济慈在这座古老城市中的迹踪。
西班牙广场在市中心偏北，与汉普斯台德之间氛围闹与静的反差，犹如其气候的热与凉。广场中心有巨大鱼身雕饰的喷泉，是著名艺术家伯民尼的佳作。喷泉与广场正北侧高丘的三一教堂中间，由一百三十八级石阶贯通。济慈当年的住房，就在这条著名的西班牙台阶起点东侧，称“小红房”，名符其实地呈南欧常见那种温暖的粉红色，四层，和汉普斯台德的温特沃斯同样格局简朴，颜色则又是一个反差。
西班牙广场是罗马重要景点之一，擅长渲染诱惑的意大利人又说，如果你在泉水池中投下硬币，也许还能在此遇到一位英俊的意大利青年男子。如今这里像罗马角斗场、梵蒂冈教皇城、古城废墟群、众神庙等等一样，处处游人如织。台阶上水池旁密密麻麻挤坐着歇脚客。细审池底，果有几枚硬币。两个衣衫不洁、鬓发零乱、长幼难辨、不英不俊的本地男人，正手持矛勾，小心翼翼地移步池沿，每打捞上一枚硬币，立即暧昧地塞进衣兜。这使我无意伫留，迅速登上“小红房”的三楼。
当年济慈千里迢迢抱病来到这里，居留不过三个月，就与世长辞。他生前所有用具，包括壁纸和木质门窗，都为消毒而尽行烧毁。如今纪念馆内的陈列，已非原物。只有起居室兼作塞文卧室那间狭长小屋的壁炉，他偶尔为济慈治炊的地方，烟火重炙的痕迹似乎明显可见。塞文为给济慈提神消遣，还临时租用了一架钢琴，亲自为他演秦他最喜爱的海顿的交响曲。那一纸由塞文签署的借条，至今留在了展品之中。这整个第三层楼原为他们和房东太太合用，现已辟为图书馆式的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济慈与雪莱等作家有价值的手稿、图书和遗物。从展室墙上一幅老风景画可见，这一带起初是依山势而成形，土路陋舍，相当简寒。18世纪后逐渐兴旺，成为文人荟萃之地，乔治·艾略特、歌德、柯勒律治、雪莱、拜伦、勃朗宁夫妇、亨利·詹姆斯、伊迪斯·沃顿、王尔德、乔伊斯等都曾驻足；但是不管时间长短，他们都没有像济慈这样，和这里发生过生死攸关的联系。而另一处真正与济慈的死亡直接相关的地点，就是新教墓园。
次日清晨，早早动身迳奔罗马市区南端，在墓园内靠近古罗马城墙废墟那座名为凯攸斯·色赛提乌斯金字塔的高大陵墓稍偏西北处，终于找到了济慈长眠之地！他占据了墓园围墙的一隅，方圆约十余米，墓碑存并排两领，左一年代稍久，是济慈墓，右为塞文。济慈的这位始终不渝的艺术家朋友，在亲手安葬济慈56年之后，自己也来与他长相厮守。在这两领墓碑等距之后，还有一领小型墓碑，是塞文一个早夭婴儿之墓。塞文年长济慈两岁，在与济慈相识相处期间，已是为皇家学术院看好的画家，仅从他为济慈、雪莱所作画像，也可知其功力匪浅，但是为了友人安危，不计自身利害，至死与朋友相随。他在济慈弥留之际以日记体写下的那些书信，文字平实朴素，但是所记录的真情实景是那样凄恻宛转，足以像精美的抒情诗一样催人泪下。
在这三足鼎立一组墓碑左右后侧，拱立着两棵参天古松，面前正对的是墓园一段围墙，爬满藤蔓花草，墙脚是一溜美丽整齐的花坛。左侧的另一段围墙上，装饰着济慈的浮雕侧面头像和后人镌刻的诗句：
罗马新教墓园中的济慈墓
济慈！假如你那珍贵的名字真是“用水写成”，
那点滴都应是从悼念人脸颊滴落；
一份神圣的供奉；那些英雄追求
炫目的杀伐征战，却往往只得虚空。
长眠吧！这句恰如其分的铭文才更加光荣。
这是对济慈那领墓碑上铭文的对应。按照济慈的遗愿，他的墓碑上没有姓名，只刻有“英国青年诗人”，下面两行主要文字是：“此地长眠一人，其名以水写成。”这是济慈遗言的原话。
稀世的天才，25岁的早逝，多么像一颗天际陨落的流星！济慈以其谦谨内向的性格，并未愤世嫉俗，也不抱怨命运，但他还是自叹文名之未成，一生之犹如朝露。他和塞文都没有料到，他的身后之名会那样地蒸蒸日上。这大约正是由于，他的名字在不断以喜爱他的人的眼泪深描重写。
就在这同一座墓园中围墙的另端，紧靠古罗马城墙废墟的脚下，还有雪莱的墓穴。雪莱也是在生前就为自己选择了这处美丽的地方，而且不料不久就成了济慈的永久近邻。这两位客死异国的英国诗人，再加上死于希腊的拜伦，可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后三杰，同样丰姿俊逸才华横溢，而且早夭，实际上，且不论在出身家境方面济慈所处的弱势与他的两位长者不同，仅就早夭也与他们大有区别。在近二百年前的世界，限于医学水平和当时人的生活方式，人类寿命，远低于如今，五六十岁，已属天年。拜伦死于三十六，雪莱死于三十，而且都已文名显昭，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只有济慈，才是真正的早夭。雪莱在他逝后立即写就《阿都民》一诗沉痛悼念，将他比作令维纳斯单恋穷追的早夭美少年，实不为过。通常人们信口说，这三位诗人是好友，拜伦与雪莱信然，济慈与拜伦其实几无过从，而对其诗作评价不高，尽管拜伦确曾著文对之表示称许；即使雪莱，济慈与之也不过相见之缘。在济慈赴罗马求医养病的最后日子，客居比萨的雪莱夫妇曾竭诚相邀他去彼所，以便得到更有益的照看，但却没有为后者领受。通常的解释是济慈出身低微而又性格孤傲，但他却又真正拥有布饶恩、塞文等一批挚友，与当时浪漫派文坛代表人物和活跃分子亨特、赫慈利特、兰姆等也都相得甚欢，因此，这浪漫主义后三杰，应该还是被视作他们代表了这场文学艺术运动在诗歌领域的最高成就而形成，而非依赖个人关系。
不过，就个人气质与作品风格而言，济慈与前二位似是大不相同。他没有那些重大的题材，缺少那样恢宏的气势。他以杜鹃啼血式的竭诚，倾吐衷情，追求与完成着真与美，化平凡为神奇，变陈迹为新生，炼语言为音乐，从而跨越了潮流与时代；再加上他生命短暂而且取少予多，后人对于他，更永远送上一份诗域之外的普通怜爱。
久久静坐在墓侧的长椅上，目光迎送着一批批默默来去的同好，心中不禁生出一些虚拟式的问题：假如天假济慈以年，他体验了盛名、婚姻、晚景……思想突然脱轨，骤然飞落温特沃斯寓所那株李树梢头，呆望着那枚干瘪泛紫红色的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