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载：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卒于晋明帝太宁二年，是两晋之际杰出的文学家和训诂学家，于王敦之乱中被杀，是其时晋室少有的忠臣。
然而纵观郭璞一生，尽管文辞斐然，但其仕途却并不得意，终其一身不过才是王敦幕府中的一名记室参军。究其原因，《晋书?郭璞传》载：
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
虽然郭璞行为有失于检点，然而相对于当时名士任诞的作风，郭璞的这点表现并不出格。郭璞不得重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出身寒微，其父郭瑗，晋初任尚书都令史，终官不过建平太守；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郭璞“妙于阴阳历算”[57]、
“璞消灾转祸，扶厄择胜，时人咸言京、管不及”[58]，这与世人心目中的儒家形象大相径庭而看起来更像方术之士，这对于当时急于打着尊儒旗帜，企图恢复儒家正统思想的两晋政权来说，并无太多利用价值，郭璞被授予高位显然不可能。对于胸怀大志的郭璞来说，这却是个不小的打击，然而他却没有勇气同东晋统治者进行抗争，心中的愤懑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宣泄出去，于是他仿效先人创作了大量的《游仙诗》，用隐讳曲折的手法表达了自己的坎壈之怀。
如果说个人仕途的偃蹇是促使郭璞创作游仙诗的内在原因，那么社会环境的险恶则是导致其创作游仙诗的外部动力。郭璞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中朝为外族破国而被迫南渡，南渡后既不思北伐又内乱不息的时代。郭璞对国家的希望被现实一点点的刺破，而正当自己抱负难伸的时候，他又成为王敦的幕僚，卷入了东晋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无法摆脱。这种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让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他感到极端的失落，对现实也失去了信心，结果产生了对超现实的神仙世界的追求，以让心灵有所寄托。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心理的需要，郭璞采用了“游仙”这种诗歌题材来描绘神仙世界，以此展现自己的理想社会，表达自己的抱负，抒发自己对东晋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游仙》忧心时事的精神与隐而不显的风格，实源自《离骚》。《游仙》诗形象鲜明，造语奇丽，名为游仙，实为咏怀，在东晋诗坛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这组《游仙诗》整体思想集中表明两点：一是现实人生包括对抗现实的隐逸，都是无望的，只有彻底超脱人生的神仙生涯是美妙的，因而组诗中一再咏叹隐逸不如游仙；二是神仙生涯固然美妙，实则虚妄，根本不是人们有限人生中可望获得的，因而组诗中一再悲叹游仙无望，痛哭流涕，甚至施以讽刺。诗人思想似乎陷入一个怪圈，从现实人生到理想仙境，神游了一番，竟回到隐逸的老路，依然是现实抉择的起点。但这是螺旋上升的怪圈。诗人对隐逸的要求提高了，境界升华了，不停留在摒弃富贵、对抗仕途的思想、精神上，而要求完全超脱现实，彻底回归自然，不复关怀国家命运，不再拘束人生境遇，从而使隐逸具有仿佛美妙游仙的境界。
其五：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郭璞众多游仙诗中，除了表达自己坎壈命运“忧生之嗟”“愤世之叹”外，
还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当时隐士的隐逸生活，表现了这些隐逸者高蹈遗世、悠然自得的生活，这就无形中扩大了游仙诗的形态和机制，开拓了游仙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新途径，极大的丰富了游仙诗的内容。郭璞游仙诗的另一个贡献便是对当时士人的养生之道进行描写，对当时隐士重服药食气等行为都有所展现。
其七：晦朔如循环，月盈已复魄。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萝辞松柏。蕣荣不终朝,蜉蝣岂见夕。圆丘有奇章,钟山出灵液。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
其一：绿萝结高林，蒙茏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统。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
冥寂士在这里指的是得道之人，而此所谓“道”者实为玄学精神，然而郭璞现实中却纵性而行，尽情享乐，与玄学讲求的养生之道大相径庭，在史书中也未有郭璞养生之事，可见郭璞之所以为养生之术张扬和摇旗呐喊，不过是藉此以表达自己潜意识中的道家思想和玄风派头罢了。
《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直接将郭璞的五言诗归入玄言诗，而且还影响到后来的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人。在其所著的《山海经注》、《山海经图赞》和这组《游仙诗》中，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玄言的痕迹。仔细琢磨便可了解，两晋之际日炽的玄风不可能不对郭璞的心理产生影响，而郭璞本人从小对道术的兴趣、学习和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对能提供精神解脱良方、实现心理平衡的玄学更是情有独钟。当然，尽管郭璞也玄学和玄言诗也有些瓜葛，但总的来说并不算多，所以钟嵘在《诗品》里面评价郭璞“《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诗品序》中也谈到：“……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文心雕龙?才略》也评价郭璞“景纯艳逸”，更多的将其取得的成就归结为脱颖之作。
然而需要面对的是，自《游仙》出，后之诗人却取其谈玄而遗其取象。《世说新语?文学》载：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阮孚距郭璞生活的年代并不远，对郭璞的创作思想应该说是相当了解的，但他却将本来开朗、畅快的意境理解为“泓峥萧瑟”，还称之为“神超形越”，
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诠释不仅没有被他人笑话，还被《世说新语》作为一段文坛佳话记录下来，足可见东晋及南朝人们的审美情趣专注于形神之超越而鄙薄尘世俗务。阮孚的有意曲解，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普遍心态。此外，钟嵘所谓郭璞《游仙》之作“辞多慷慨”，然而这些慷慨悲凉、昂扬壮大、“乖远玄宗”之作，却所见甚少，大部分作品都在历次编书中逐渐被淘汰。由此可见，郭璞作品被其时有选择的保留虽然是时代的悲剧，却也是当时士人谈玄心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