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绵延不断地传递着传统文化的气息。一方面，他的创作中流露出古典士大夫的情感取向。譬如，喜欢寻访古迹(见《国子监》、《杨慎在保山》)、追慕先贤(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读古籍、怀旧(见《桥边散文?午门忆旧》)、欣赏自然界一切美好的风物（见《翠湖心影》、《香港的鸟》)，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汪曾祺称为“本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文本里也充满风俗民情，凡人小事也隐含着俗文化的精神传统。比如，在《故乡的食物》、《吃食和文学》、《散文四篇》、《昆明的果品》等篇章中，作者均流露了对各种民间小吃的耽爱。但是与中国文人雅士在“吃”上表现的享受人生，品味人生不同，作者对这些食物所发的感喟，隐含了中国下层贫民内心深处沉重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面对这些普通的食物，作者不由自主地感慨“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战乱是有关系的”。他崇敬所有给生活带来美的人物(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等)，又真诚而饶有兴趣地欣赏和辨析着民间传说(《八仙》、《随笔两篇?水母》)。我们无法判断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哪个对汪曾祺的影响更大，其中体现出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精神之火却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精神堡垒，在世纪末现实社会日益物化，人文精神日益失落的语境里自有一股感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