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李歐梵先生的散文集——《尋回香港文化》，李先生的文字很淡然，然而卻有無以名狀的深刻感受，那些竊以爲很學究化的詞語在他的散文中，在他表述的語境中就能夠很容易被理解，並且還會有一種延伸的想像，讀者不完全被動，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恐怕這就是文字堆砌得當的“魔力”吧。這篇文字就是我在閲讀過程中的一點延伸“想像”，固然也沒什麽嚴謹的邏輯，甚至合理性。 李先生自稱自己是香港與其他城市，尤其是與上海“雙城記”的始作俑者，並且在觀察或反思“香港”的時候常常拿之與“上海”對比。我沒有去過香港，雖然去過上海很多次，但是自知對於“上海”不甚瞭解；我所關注的僅是“雙城記”這樣的一個提法。 實則“雙城記”的提法由來已久，並且當今“雙城記”的提法仍舊深植於人們的觀念之中。美國東海岸的紐約之於西海岸的洛杉磯，百老匯之於好萊塢；西歐倫敦之於巴黎，政治之于文化；中國20世紀初期北京之於上海，“京派”之於“海派”；19世紀俄羅斯“莫斯科”之於“聖彼得堡”，兩種思潮的對峙。所有的雙城之間不是存在驚人的相似度，就是極具戲劇性的反差性。 雙城記這樣的提法當中無疑存在著“比較”的思維模式，“比較”已經成爲當今人思維中重要的一環，也是最能引發人焦慮感的一種思維模式。而我認爲比較的思維當中應該隱含一種超然其外的精神特質，起碼應該有三個方面的預設：一是比什麽，其二和誰比；最後怎麽比。 我聽説一個很好玩的口碑，大概的意思是爲了表達成都人的閒適、慵懶：“人家比住的（房子）比開的（汽車）比穿的（衣服），我們就比吃的”。當然這其中有戲謔的成分，但是卻隱含了如今人所攀比東西的內容。楊絳先生在她的新書<走到人生邊上>裏悵然寫道：“他們下一代的年輕人，是更加偏離‘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錢和物質享受的。”當在比較中有一種“趕不上”的預感時，悵然、空虛、焦慮全部都湧上了心頭，另外一些有“超過”預感的，又有什麽直接的獲得或者明顯的益處呢？ 無論怎麽樣，“比較”終于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了，正如李先生所比較的“香港”與“上海”，“互相競爭，在各方面都堅持，你死我活，甚至連咖啡館也不例外。”這樣睚眥必報的比較充斥于我所瞭解當中的比較裏，諸如我所鍾愛的兩個城市——“重慶”與“成都”，那哪裏是比較，簡直就是彼此仇視，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李先生所舉的“香港”與“上海”的比較裏。很簡單的道理，重慶與成都都地處西南，兩者只需要有半天的時間即可達到彼此，可以說經濟上的連帶性非常大，並且對於承擔起西南發展這一重任肩負同等的責任，如果彼此仇視，各自爲政，互設堡壘，何日出頭？同樣的道理也出現在國家之間，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之於印度。 比較，總會存在一定的目的性，人們應該摒棄那種完全盲目的互相攀比，因爲那樣也失去了“比較”存在的價值。怎麽樣“比較”是受制於“比較”的對象與內容的；當在 “比較”之初，我們確立了比較的目的性之後，又何愁怎麽樣去比呢？ 一點點小想法，藉以自省或***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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