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朝时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刘禹锡在多个文学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诗歌题材多样，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吸收民歌风味，有强烈的时代风味；他的骈文虽然不多，但是仍出品精良；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理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他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也颇颇有建树，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比如“文章与时高下”，“诗者，文章之蕴也”等等。
其散文遣词造句平易近人，语淡而味浓，其中的名篇、骈体铭文《陋室铭》虽然不过短短十几句，却展现出一幅颇有风味的画卷，不但寄托了刘禹锡的个人理想和诗情画意，又表现了他乐观昂扬的精神、自然豁达的心性。他的政论文《答饶州元使君书》具有远见卓识，且语言鞭辟入里，锋芒直指“以守旧弊为奉法”的官场陋习，展现了刘禹锡对于政治的独到见解；关于历史的《辩迹论》别具匠心，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讨论了该如何看待以及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绩；讲经的《辩易九六论》理据充实、观点明确。总的来说，他的论说文见解明晰，逻辑严密，语言洗练而又内涵丰富，用笔精警，发人深省，皆为传世之作，而且向我们展示了其在历史、医药、天文、音乐方面丰厚的底蕴。
除了一骑绝尘的论说文，他还有骚赋、记叙文和碑、记、表、状、启、铭、集纪、杂著、祭文等各种文体，其中不乏佳作。骚赋有“向天发问”的《问大钩赋》、用问卜的方式书写的《何卜赋》、以及描写秋天迷人风光的《秋声赋》等等。这些辞赋文辞俊美，字句精美，抒发了刘禹锡的各种情感和遐思。其他类别还有如碑、记、表、状、启、铭、集纪、杂著、祭文等等。其中，他悼念韩愈、柳宗元两位好友的文章《祭柳员外文》和《祭韩吏部文》最为真挚动人。记叙文《观市》把讨价还价的情形刻画得入木三分，表现刘禹锡对于市井百态观察细致入微，不落俗套。因而李慈铭《越级堂读书记》认为“中山叙记诸文，简洁刻炼，于韩、柳外自成一子。”。
刘禹锡十分讲究用字，一字一句有颇有来历，如《武陵北亭记》“是日还也”，“还”作“反”字用，与《诗·小雅》“尔还而入必易也”之注合。《连州刺史厅壁记》“不足庚其责”，“庚”作“偿”字用，与《礼记》“请庚”之注合。《苏州贺册皇太子笺》“以贞”“九圈”用《华阳国志》。
刘禹锡的多篇散文皆反应社会生活，具有很大的显示价值，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在名篇《天论》中，他首先阐明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接着又说明“气雄相君，力雄相长”，提出了以“气”为世界万物传统的自然观，认为“气”是物质存在的基础，用清气和浊气、阳气和阴气的相互作用来说明时间万物的发展变化，指出“空”、“无”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这揭示了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这一篇论说文气势丰沛、逻辑清晰、举例详细生动，浑然一体，具有一种非凡的气势。
他认为文学要反映时代的追求，文章的好坏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他写到：“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大意是混乱的政局和分裂的国家，会导致三光、五岳之气被分割，这个时候写出来的文章则支离破碎，文气不畅；统一的王朝下，文学创作才更顺畅。虽然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他更为直接的谈到了作文与行道、为政的关系。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弧公集纪》中，他指出文章应能起到“在落蜂百夫之观望，立朝责群僚之颊舌，居内成大政之风震”的作用。由此可见刘禹锡对于文章现实功能的重视。
他在《唐故衡州润史君集纪》中说：“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苟卿亦后其赋。”大意是强调要先“立言”再“体物”。而作家作为“言志”这一活动的主体，个人的特色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在《上杜司徒书》中，他说：“昔称韩非善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它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通过举司马迁对于韩非子文章特别有感悟的例子，强调作家自身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体验的独特影响。
刘禹锡文章的地位还表现在对后世的影响，如讲哲学的《天问》就对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刘禹锡的基础上论证了“太虚之气”是“天人合一”的唯一本体。他用于革新的学术传统也影响力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使得王安石找到有利于变法革新的思想武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
即使刘禹锡的文章不及其诗歌提知名度高、流传范围广，但仍然在唐宋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寄托在文章中的伟大人格也依然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