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因为疫情,不能到父亲坟前祭拜。贴出旧文,遥祭父亲。
怀念父亲
飞鸿
2018年2月9日,父亲驾鹤西归,享年83岁。身为一个农民, 83岁算是高寿了。作为他的子女,有必要写下他的一生, 因为父亲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身份卑微,地位低下,无人知,无人晓,如果再不留下一点文字记录父亲这一生,父亲真的就“托体同山阿”了。
艰难时代
父亲名讳张殿华,1936年7月10日生于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滨北镇篦子张村(这是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实际他生于1936年古历腊月十四,不知道颁发身份证时怎么登记的,父母身份证出生日期都是错的,连母亲的名字都是错的)。
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动荡时期,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注定和中华民族的 历史 进程一样艰难曲折。彼时的出生地隶属武定道渤海县,后又称滨县。滨县县衙在杜家宅(今杜受田故居),至今村里老人还把杜家宅北面的十字路口叫做“衙门前”。 杜家宅位于老滨城(原名凤凰城)中心,是一个神奇所在,先为县衙,后为学校,父亲、弟弟和我都曾在其间读书。凤凰城四周均为城墙,四个城门高大宽敞。我上初中时(1981---1984年)城墙尤在,课余时曾和同学登上西南方的城墙眺望远方发思古之幽情——现在城墙早已变成宅基地,不复当年气象。父亲回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夕,父亲曾在高大的城门楼上看见日本人开车出城,车箱里趴着7个日本兵,在城外转悠半天后再进城,车箱里站着7个日本兵。父亲说那是日本人兵败之际做戏给中国人看的,表面上看他们在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力,实际上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日本人没想到的是,在凤凰城高高的城门楼上,有一个10岁少年正亲眼目睹他们最后的表演。淮海战役期间,篦子张村是陈毅部队后方野战医院之一,父亲不只一次提及医院里伤员截肢时惨状,让人心有余悸。
滨县是最早的解放区,父亲有幸能够上学读书。但是家里穷,祖父祖母那时靠卖馒头维持生计。祖父经常把父亲从学校里叫出来,哄他送货,靠他记帐,父亲的书读得并不安生。尽管如此,因为脑子灵,父亲读书很出色,据说也考上了学,可是因为脾气不好,被讨厌他的老师参了一本,打发回家务农。这件事真假已无可考,父亲对母亲说过,祖母也对母亲说过。如果此事为真,我推测父亲考上的应该是师范学校,因为父亲的许多同学都是当老师的,而我的初中班主任赵增银老师就是他的同学之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伯父(名讳张殿方)与同村3名青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男孩,父亲从此结束求学生涯,在家孝亲,劳动,和全国人民一起,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朝鲜战争结束后,伯父回国,同村去的四个年青人回来三个,其中一个叫张兆?的永远留在了遥远的国度。1957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重工业基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父亲和众多乡亲一起,去黑龙江鹤岗煤矿参加 社会 主义建设。因为识文断字,父亲得领导赏识,成为文化教员。每天工作12小时,教2小时文化课,安全课,政治课,其余时间跟随矿上领导巡查安全隐患,学习管理,吃的是有肉馅的面包。当时矿上有一个日本技术员,负责机器管理维修,听声音就能判定矿上的机器运转是否正常。日本人和父亲一起 上班,教父亲如何操作机器,下班后则由军人保护起来,不能单独行动。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的日本人胆子特别小,根本不敢单独外出,怕被东北人复仇打死。
父亲在煤矿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因为家乡饥馑,被祖父母十二道金牌召回。煤矿领导希望父亲再回去,给寄来路费,因为饥饿,路费换成了口粮。父亲的东北之行只有短短七个月,这七个月,成为我们家尤其是父亲经常谈起的的话题。父亲每月工资只有不到30元,给祖父母8元,给他的叔叔我的叔祖父7元,给母亲7元,余下的几元钱供自己吃饭抽烟。我小时候常怪父亲为什么不坚决留在东北,否则我们四兄妹就会说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父亲对母亲说,当时煤矿上有一女工对他特别好,给他偷偷带好吃的,把他藏起来的臭袜子找出来冼得干干净净。母亲说,人家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不跟人家过呢?父亲说自己是有家有口的人,不能没有良心。从东北回来后,父亲被牢牢地固定在家乡的土地上,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受苦受累,挨饿挨冻,几乎饿死。幸亏有外祖父外祖母家的接济,一家人得以保全性命。父亲曾给我们描述一个本家叔叔轰苍蝇的故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叔叔连病带饿,浑身长满黄水疮,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苍蝇纷纷落到他的脸上身上大块朵颐,小叔叔无力驱赶,只能从嘴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算是对苍蝇的抗议。
记忆中,吃饭曾是全家最大的问题。家里穷,孩子多,最难的是填饱肚子。生产队每年每人只分几十斤口粮,一年365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饥肠辘辘中度过。没有钱买高价粮,父亲只好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来凑合一家子吃喝。麦子收下来换玉米,玉米收下来换地瓜。我们吃着爸爸从桑老树(实为桑落墅) 换来的玉米、地瓜,面黄肌瘦的一点点长大,因为营养不良,四兄妹都身形瘦小,好在都保住了命。哥哥生于1959年,母亲说,村里和哥哥同年的孩子有五六个,最终活下来的只有哥哥和村西头一个女孩。女孩的父亲是工人(女孩的父亲当年和我父亲一同到黑龙江鹤岗煤矿,后来女孩父亲留下成为正式工),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弟弟8岁的时候只有27斤重,之所以记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年生产队里分冬瓜,我们一家六口分了个27斤重的大冬瓜,过称的时候顺便把弟弟约了约,人瓜同重。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家不吃月饼吃冬瓜包子,弟弟一口气吃8个。我们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零食, 偶尔得一枚苹果,父母要分成四瓣,四兄妹***享那份甜蜜。有一次分吃苹果时哥哥没在家,母亲把哥哥的那一份留在碗橱里,我忍不住帮忙啃了一大口,哥哥回家发现后举报,谁也不承认,最后请父亲当判官。父亲说:对牙印。吓得我紧闭双唇,不敢作声。
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于1970年前后到小清河航运队打工,因为算盘打得好,专司记帐。航运队工作繁忙,过年都没回家。村前的永莘路修建时,父亲专司测量土石方,他坐着烧木炭的 汽车 跨过黄河往工地运送石子,很是风光。父亲去世后,我问母亲,父亲干得那么出色,为什么没有留下当工人?母亲说,时气不好。其时父亲在工地上捡了一棵长着双杈的枣树苗栽到院子里。小时候我和弟弟常常从树杈中间穿梭玩耍,五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小树苗已成粗壮老树,两根树干紧紧的依偎在一起,每年都给全家奉献无数甜美的枣子。冬去春来,老枣树又长出了嫩绿的新芽,亭亭如盖,可父亲却不在了。
苦乐年华
宋代词人王炎在他的《南柯子 山冥云阴重》中说:人间辛苦是三农。 在我的记忆中,身为农民的父亲,其辛苦不止春耕、夏耘、秋收,他是一年四季都不停歇的。父亲心灵手巧,用秫桔杆编的小车可随意滚动;过年扎的灯笼,蜡烛一点,上面的人物便会转起来,村里人都跑来围观,啧啧称奇。当寒冬来临,冰封大地之际,父亲开始琢磨靠手艺挣钱。一开始蒸馒头,那时没机器,发面揉面纯靠手工,本小利薄,挣不了多少钱。后来给人家做棉鞋(我们叫 “上靴子”),这是父亲跟着他一个本家哥哥学的手艺。每到大集,父亲便到农村集市上收靴子。赶集人把做好的棉鞋半成品(纳好的鞋底,做好的鞋帮)交给父亲,每双棉鞋付七八毛钱的手工费。晚饭过后,点上一盏煤油泡子灯,父亲便开始上靴子了。先对照鞋帮和鞋底比例,确定应该正面缝制还是反面缝制,顺便点评一下鞋主的女红。然后拿起一套针锥,先用锥子扎上大眼儿,再用穿着麻线的细针紧跟着穿过大眼儿用对针缝起来,正面缝制棉鞋用直针,反面缝制用弯针,棉鞋很厚,须用大力气才能穿透。父亲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摇头晃脑唱京剧。唱到江水英(方海珍?)的 “心向红太阳” 时,恰好把针拔起来。母亲亦飞针走线,微笑着用黑色棉线把鞋脸细细缝起来,把父亲用完的细针穿上麻线以备再用。灯油将烬,夜深人静,母亲揉揉坐麻的双腿,起来做点吃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忙吃上几口宵夜。我和弟弟的学费就是父母一针一线缝来的。我上高中时住校,有一次托同村的同学跟父亲要五块钱,父亲竟然给捎来十块钱。十块钱,那是父母宵衣旰食,用整整两晚上的劳动挣来的。
冬天过去,棉鞋生意日渐清淡。父亲开始在责任田上辛苦劳作。春天种棉花,夏天种玉米,秋天播小麦。期间要浇水,施肥,除草,打药……村子里的土地跟人一样,根据肥瘦分等级,为公平起见,每家每户都有一二三等地,故土地特别零碎,无法大规模作业。父亲早出晚归,今天在“32亩”除草,明天在“12亩”施肥,后天在“糖包”打药(“32亩”“12亩”“糖包”均为村人按照土地的规模、形状起的名字),忙碌异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但钱依然紧紧巴巴。父亲开始种菜,以应付日常开销。春寒料峭中,父亲在“32亩”种西葫芦,盖上塑料薄膜,浇水施肥,菜苗一点点长大,开花,结果。父亲推车串村叫卖,一毛钱一斤,村子里穷苦人居多,吃得起青菜的很少,偶尔遇上个大主顾,一块钱父亲能给人家一大包袱西葫芦。父亲还种过茼蒿、韭菜、卷心菜、洋葱,都不值什么钱。而我们家种什么菜吃什么菜,卷心菜吃得全家人脸色发绿,洋葱吃得全家人倒尽胃口。有一次,父亲去县城卖菜,一个城里人走到菜摊前问:上的是什么肥料?父亲答曰化肥。城里人掉头就走。父亲不解,回家与我谈起此事,说怕人家嫌脏,没敢说上的是粪。我对父亲说:城里人讲究,专爱吃上粪的菜。
最难忘的是父亲在河沟岸上种茄子。河沟很深,堤岸很陡,提水浇菜十分费力。父亲率领四个儿女在堤岸上竖一长杆,再横向纵向捆两根长木棍,利用杠杆原理,从河沟里汲水。我们和父亲一起,将水一桶一桶从河沟里打出来,浇到茄子根上。那一年茄子都长疯了,母亲在大锅里加一点点油,放几个辣椒,给我们天天炒茄子吃。那是我此生吃过的最鲜美的茄子。
除了种菜,父亲和母亲还搞养殖,猪牛羊鸡鸭统统养过,我们放学后割青草挖野菜,盼着鸡鸭多下蛋,巴望着猪羊多长几斤肉,可惜规模太小,也挣不了多少钱。有一只芦花鸡的故事要说一说 。这鸡的年龄比我侄女(侄女1982年生)还大,是家里养的众鸡中的一员。其他的鸡或病死或被卖被吃,只有这只芦花鸡寿比南山。它体型肥大,鸡冠似火,修炼得几乎成精。家里包饺子,每次它会偷偷溜进屋内,从盖帘上叼起一只饺子便跑,从不落空。夏天,弟弟扛着竹竿套知了,它乐颠颠地跟在其身后,弟弟套一只它吃一只,回家后知了还在它嗉囔里吱吱叫。每逢父亲说要把它吃掉,第二天它一定会下一个蛋。这只鸡在我家生活了十几年,后来被一个亲戚要去吃掉了。父亲去世,亲戚电话都没打一个 ,为那只芦花鸡一大哭。
父亲经常讲姜太公时乖运蹇的故事。话说姜太公出山前,贩猪,羊贵;贩羊,猪贵;猪羊一起贩,禁屠了!姜太公仰天长叹,恰一老鸹飞过,一泡屎落在太公嘴里。我们哈哈大笑,父亲也跟着笑。年幼无知的我们根本体察不到父亲笑里的苦涩。
幸福时光
时代在发展,农民的待遇越来越好。可惜日益衰老的父亲逐渐拿不动锄头; 社会 的发展让父亲的手艺再无用武之地。父亲把地交给嫂子种,让母亲收起他为人做棉鞋时用的楦头,买来一架修鞋机,开始在街头巷尾给人修鞋。 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不时回家反哺;父亲逍遥自在,修鞋之余打牌下棋,玩得几乎忘了吃饭。2009年起,74岁的父亲开始领每月70元的养老金,和母亲的加起来***140元。后来长到了每月100元,父母一个月领200元。父亲知足得不得了,动辄歌颂 社会 主义好;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俺有钱!晚年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光,身无病心无忧囊有钱,父亲终于可以悠然享受生活,抽烟,喝酒,大鱼大肉,好不逍遥快乐。父亲每天出门修鞋,母亲在家做饭等父亲归来。回家后父亲把挣来的钱交到母亲手里,先喝酒,再吃饭,顺便把外面的见闻说给母亲听。到了月底,父亲骑上电动车,带着母亲,去银行领他们的养老金。父亲把养老金数了又数,同样交给母亲,让母亲锁在一个他认为坚固的箱子里。我们曾劝说父亲把钱放银行更保险,还有利息,但父亲固执己见,他觉得母亲比银行更保险。
院子里的枣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原来热闹的家里只剩下日益苍老的父亲母亲。邻居送来两只没了娘的小狗,父亲母亲当宝贝养起来。两只狗一黄一白,一雄一雌,父亲给它们起名为小黄小白。小黄小白是一对哈巴狗,身材小巧,面容清秀,可惜生在农村,跟村子里的土狗一样,从不洗澡,不知狗粮为何物,吃着粗劣的饭食,在天地间疯长。加上家里原来养的一只狸花猫,原本冷寂的小院又热闹起来。每次我回娘家,两只小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小白见到我,连蹦带跳扑过来,拼命摇尾巴;小黄见我来,会伏下身子扭动,撒娇一般,嘴里发出呜呜嘤嘤的鸣叫。我一辈子都没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简直受宠若惊。
两只小狗日渐长大,狗姑娘小白渐趋文静,狗小子小黄越来越活泼,油光水滑,甚得父亲宠爱。小黄身子虽小,仍然担负起看家护院的工作,野猫一只也不敢来入侵,老鼠们都躲得远远的。后来,小白怀孕了,身子越来越笨拙,肚子几乎垂到地上。我回娘家,它跟在父母后面摇摇摆摆地来迎接我。我感动不已,连忙拿出给它准备好的火腿肠。几天后,母亲电话里对说,小白生了三只小狗,宝贝得不得了,饭都没心思吃。我也沉浸在小白做妈妈的喜悦里。再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说小狗不见了,被狸花猫吃掉了。我大惊,心痛不已。母亲说,小白发疯似的追咬狸花猫,狸花猫玩命地逃蹿,最后跳到院墙上才躲过一劫。小白毕竟没有上房的本领,边扒掻墙皮边狂吠不已。再次回娘家时,小黄小白已被拴在链子上,小白的肚子瘪瘪的,越发瘦小,见我来家,依然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快速摇动尾巴。我摸摸它的头,它温顺地闭上眼睛,泪痕犹在。我默默地对它说:这是你的命。
后来,因为母亲皮肤生病对狗毛过敏,小黄小白送给了一个远方的亲戚。父亲万分不舍,可为了母亲只能忍痛割爱。父亲不止一次念叨要去看他的小黄小白,可为了看望狗而去走亲戚好像说不过去。嫂子安慰父亲,小黄小白在人家吃得好,玩得好,父亲才渐渐放下看望小狗的念头。
父亲大半生在贫困中度过,平凡,甚至平庸,一辈子过得黯淡无光。四个儿女也平凡如他,没少让他操心受累。但父亲知足,感恩,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 社会 ,庆幸自己有一大群孝顺儿女,让他过上了食有鱼出有车(电动三轮车)的日子。
儿女 朋友
父亲脾气火暴,喜怒皆形于色,骂过老婆打过孩子,智商高情商极低,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步入老年后还跟人吵架,哥嫂只好提着烟酒登门道歉。嫂子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宽厚,善良,隐忍,大气,极富智慧。我们这一大家子能够和睦相处多亏了嫂子。平时有什么好吃的,嫂子先给父母送到嘴边;父母生病,嫂子亲侍汤药,比我这个女儿做得还好。父亲临终前几日已不能言,用他仅能活动的左手,使劲抓住嫂子的手,张嘴却说不出话。父亲走后,嫂子提及此事,哥哥说:那是感谢你呐。
四个儿女中,哥哥性格温和,最会顺着父亲;姐姐怕父亲;我看父亲高兴时就得瑟得瑟,他要是脸色不好就赶紧开溜。弟弟脾气随他,和他硬杠。弟弟小时候调皮捣蛋被父亲暴揍,他把屁股一蹶,一脸的大义凛然。等父亲打不下去了,他仰脸问道:打完了吗爸爸?把屁股一收,扬长而去。后来弟弟跟着父亲学会了下象棋,多年父子成兄弟,爷俩得空便要杀几盘。有一次杀得兴起,两人的火暴脾气都上来了,把棋盘推倒,车、马、相、士、将作天女散花状跑得满地都是。母亲在一旁气得流泪,扬言把棋给烧了。可不等母亲眼泪擦干,人家爷俩没事人一般又把棋子摆上了。我和姐姐背地里说他们“臭味相投”。
因为父母亲良好的基因,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学习从未让父母操心过。哥哥成绩优异,可惜生不逢时,初中毕业后只能下地务农;姐姐学习虽好,却因贫困辍学,用我一个本家哥哥的评价是“瞎了一个中专生”。那是哥哥姐姐一辈子的遗憾,也是父母心里一辈子的痛。后来我和弟弟先后考上学,跳出农门,成为父母的荣光。
其实父母最大的荣光应该是他们对儿女的影响。小时候,父亲临睡前爱给我们讲故事,时不时会出一道算术题考我们。姐姐至今还记得父亲出的《鸡兔同笼》:一笼兔子一笼鸡,两笼合在一笼里,数头三十六,数腿一百只,问有多少兔子多少鸡?父亲有了一点钱,先买一台收音机。我们围着收音机听评书,听袁阔成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听刘兰芳说《岳飞传》,听说单田方说《隋唐演义》,那些英雄的故事温润了我们贫瘠的少年时代。父亲喜欢听京剧,听越剧,听黄梅戏,李玉茹,杨春霞,严凤英,王文娟,徐玉兰……这些艺术大家的名字都是从父亲嘴里知道的,他说杨春霞唱戏吐字最清楚,李玉茹的红娘最活泼。有一年,大集上年画突然丰富起来,父亲不买门神,不买灶王爷,他买来越剧《红楼梦》《梁山泊与祝英台》电影剧照,整整齐齐贴在墙上。我光脚站在炕上,一幅一幅看去,连蒙带猜读剧照下面的文字,贾宝玉的“不肖种种”让我困惑良久,“楼台会”中梁山伯绝望的眼神让我怅然若失。贴画中还有一身戎装的《木兰从军》,凤冠霞帔的《孟丽君》,长袖飘飘的《嫦娥》,嫦娥下边有一行字: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崇尚知识,讲究精神享受;不安现状,努力不辞辛苦;永远对世界保有一颗好奇心。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如今,我的大侄子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小侄女考到中科院读博士,都是因为承袭了父亲的遗风。
因为颇识几个字,父亲自视甚高,不屑与人为伍;有时刚愎自用,动辄与人抬杠,更不招人待见。而众人见父亲与他们一般破衣烂衫,却偏爱咬文嚼字,更不屑与他交流。父亲有一个棋友,满脸麻子,我们叫他麻子大爷,过去常来找父亲下棋,父亲虽然脾气火暴,下棋却有耐心;麻子大爷更沉得住气,嘴里一边说着“将军”,一边将两个棋子相对敲击,发出“啪啪”的声音。两人往往对弈到深夜,一晚上烧一灯煤油。尽管生活拮据,对这一灯煤油,父亲是绝不吝惜的。只苦了我们的母亲,哈欠都不好意思打,一直陪坐到深夜。我们为母亲不平, 却不敢向父亲抗议,偷偷编一歌谣:麻子麻,上树爬,掉下来,龇龇牙。算是对母亲的同情。麻子大爷亦一异人,对机器有天然的敏感。生产队抽水机出了故障,麻子大爷不用到近前看,耳朵一听便知是哪个镙丝松动了。麻子大爷有一女儿,属意我哥,麻子大爷也有意攀亲,但父亲嫌麻子大爷脾气不好,没同意。后来麻子大爷的女儿跟人私奔,麻子大爷含羞忍愤离开了我们村。若干年后,父亲偶尔听得麻子大爷的消息,与我谈起,我说带上象棋,咱们去找麻子大爷杀他个天昏地暗。可惜父亲要来的电话号码是个错号,未能成行。如今父亲已归净土,在滨州某个角落的麻子大爷,你还好吗?
父亲母亲
父亲完小毕业,算是识文断字;年轻时走南闯北,算是见多识广。母亲不识字,极敬重识文断字的人,戏称父亲为“大学生”。母亲生于1939年,从小被重男轻女的家庭歧视,做姑娘时从未在饭桌上吃过饭。解放后政府成立了“识字班”, 在“识字班”里,母亲说她是识字最快的,可惜只上了几天学就被叫回家去,认识的几个字都还给了老师。母亲同父亲一样心灵手巧,针线活在村里首屈一指。她会绣花,绣花前她在鞋帮或鞋垫上用圆珠笔几笔描出图案,再用各色丝线一针一针绣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们四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包括她的孙子孙女外甥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 。如今我已50多岁了,身上穿的还是母亲亲手做的棉裤。
“把酒话桑麻”,那是文人的雅趣,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不愿谈及,也不喜与人说家长里短,在村子里鲜有知音。好多时候母亲是他唯一的听众。父亲平时话不多,喝酒以后就不一样了,那真是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父亲用夸张手法,加上联想想象渲染烘托,简直就是一个关云长。他在鹤岗煤矿如何得领导重用,到莱州湾修建防潮大堤时如何能干,做阑尾炎手术时麻药失效,他咬牙忍痛,像关公一样勇敢坚强,都是我们在他酒后听来的故事。我没耐心从头听到尾,反正这次落下了,下次还会补听上,说不定还有更新的桥段。母亲就不一样了,她必须得从头听到尾,期间不准离开,全程聆听。有时父亲不痛快,一天要喝三顿酒,母亲就得听三次训话,辛苦母亲了。
父亲不愿受制于人,却给别人立下许多规矩,尤其是母亲。不准到谁家串门,不准和什么人说话,都有明确指示。母亲是受了很多委屈的。父亲脾气邪乎,不会说好话,喜欢给人挑毛病,尤其是母亲。母亲做了荷包蛋,他偏要吃煮鸡蛋;母亲赶紧煮鸡蛋,他却又要吃荷包蛋了。 母亲的针线活精致细腻,父亲却总能在细微处找出瑕疵。什么针脚过大了,什么针脚不够平整了,不一而足。气得母亲几乎要罢工。可母亲不能罢工,在父亲生病的四年里,多亏了母亲悉心照料,我们兄弟姐妹才能安心工作。尽管身体有病,父亲依然行使他的家长作风。父亲第一次住院期间,在彩超室门口,他给母亲打电话说:看好门,有什么问题等我回去处理!我和哥哥在一边暗笑。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们给他请了个护工,护工粗莽有力,不愿受制于人的父亲虎威犹在,居然在护工给他抠痰时咬了人家手指,用他仅能活动的左手抓伤了人家手背。
其实父亲是心疼母亲的。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母亲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烙饼待客,自己仍旧拿起粗劣的高粱面窝头吃。父亲一把夺下母亲手里的窝头,把白面饼塞到母亲手里。1971年起国家推行计划生育,要求所有的育龄妇女做绝育手术。母亲身体不好,父亲毅然去医院做了男性节扎手术。1980年代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父亲悄悄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县城电影院观看。平时如果不出工,父亲总是做饭给母亲吃。晚年父亲对母亲更是依恋,父亲生病后腿脚不便,恨不得时时刻刻都有母亲守在身边,母亲离开稍微时间一长,他就要找个不停。有一次母亲被一老友拉到家里说话,父亲急得发疯,害得嫂子寻了半个村子。父亲临走前几天,抓住母亲的手,眼泪直流。虽然说不出话,但母亲懂,那眼泪中有对母亲的感谢,更有对母亲的不舍。
命运
父亲信命,他晚年常常翻阅的是棋谱和《易经》。他曾说他和母亲命不好,一辈子受穷。在弟弟考上中专跳出农门之后,他乐呵呵地说:当初给弟弟算的是“不住家宅”。当年家里穷,莫非小儿子要给人当上门女婿?原来是能考上学啊!我觉得父亲算得既准又不准。父亲曾说我最有福气,能活到80多岁。当我屡屡遭受生活的磨难,向父亲追问我的“福”在哪里,父亲无言以对。母亲告诉我,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在酒后痛哭流泪,担心他的小女儿。我很想知道 “有福”的我什么时候能够时来运转,真想让父亲再给我算一算,然而父亲已然离开,《易经》也不知所踪了。
父亲常说自己是“井里的蛤蟆”。他年轻时在外闯荡,见过一点世面,却不幸又重坠井底。他不甘心,却无力改变,好多时候他活得委屈而拧巴。《庄子》云: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无所求,泛若不系之舟。父亲的暴躁,易怒,冲动,好多时候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他伤害过别人,受伤最重的是他自己。父亲晚年想开了,喝酒吃肉,随心所欲,真正做到了庄子所说的“饱食而无所求,泛若不系之舟”。自在潇洒,被村里人羡慕不已。
倘若父亲大字不识一个,与周围人一般得过且过,也许就没那么多烦恼。冬天在北墙根底下晒晒太阳,夏天拿把蒲扇在树荫下乘凉,和众人说说闲话,拉拉家常,是否会更幸福平和?然而人生没有假设,如果那样,在晒太阳的队伍里也许会有我们的影子,父亲不甘心,我们也不甘心。如今哥哥姐姐依旧在努力打拼,我和弟弟依然在努力工作,这就是命吧。
父亲一生要强,从不服软,处处与人抵牾。在最后的日子里,却表现得异常温顺听话。弟弟给他洗澡,他乖乖地配合;哥哥给他理发剃须,他一动不动。聪明的父亲一定是知道自己命数将尽,他要干干净净地离开。丁酉年腊月廿四日,在儿孙们的陪伴下,父亲含笑而去。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圆满”。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时代、家庭、际遇、学识、性格……种种机缘巧合,形成一个个独特的生命现象,这就是命运 。人不可能脱离于时代的浪潮之外,家庭出身亦无法选择,生老病死乃生命的常态。人来到世上,就要努力奋斗,就得向生活妥协,与生活讲和。身体在人间,灵魂却永远向高处仰望。在遍地都是六便士的时候,还要抬头看看月亮。父亲,你就是我们的月亮,你是我们的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