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领域中，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的成就也远不及叙事性散文。解放区作家曾就写作杂文的问题发生过争论。这个问题与“歌颂还是暴露”密切相关。一部分作家曾提倡杂文。
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批评了解放区不宜于写杂文、只应反映正面生活的意见，她认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则仅仅把杂文当作是暴露黑暗的手段，似乎杂文总是与“可怕的黑暗，和使人恶心的恶毒的脓疮”连在一起。因此，对新的时代环境中如何正确地运用杂文，未能给予正确的解答。罗烽自己创作的《嚣张录》，就常常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激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