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制而思想萎顿的时代
关于这个话题，先做一个归纳总结的话，就是在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斗争。一方面，是拥有全部权力、作威作福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具有大智慧、大魄力的一个君主或者说一个暴君；另一方面，是一位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崇高的人格、对人的珍贵有非常深切的理解和渴望的一个普通的文士。在专制的权力面前，一个思想者，一个尊贵的人，他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这是司马迁给我们做出的一种榜样和一种启发。
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帝王，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体制，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从秦始皇开始建设，但是秦很快就崩溃了。历史当中积蓄的那种冲突力量，在秦始皇时代不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这种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努力，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所以到汉王朝建立以后，它还是封建制和君宪制的一种扭合。一直到武帝时，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才真正建立，集权制度才真正得以实现。
《史记?汲黯传》里说到武帝这个人，是“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说他表面上讲究仁义，可是内心是一个“多欲”的人。武帝时代的高级官员出身都是很低的，因此官僚阶层没有跟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原来的分封制——诸侯分封制、同姓王分封制，经过文景时代也被一步步地削弱了，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个人意志的膨胀和一种疯狂。武帝在他的统治时期所做的事情，如果说得简短一点的话，就是耗尽天下的财力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和享乐欲望。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很凶暴的个性，没有一年不杀大臣。归结起来，这是一个意志强烈、权力强大、个性非常桀骜而且性格相当残暴的君主。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从武帝时代就发生了大变化。我举两篇文章为例来作一点点说明。汉代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东方朔的《答客难》。战国时候苏秦、张仪都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帝王，身居卿相之位，做下了不朽的事业。当今据大家认为，东方朔“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好学乐道”，“智能海内无双”，为什么到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侍郎？东方朔“喟然长息，仰而应之”，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那么这种专制权力的膨大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人才的凋零、思想的萎顿，同时也导致士大夫人格的懦化。
另外一个材料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文章《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里面所说的。“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但是“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这就是苏辙所认识到的武帝的历史功绩、历史贡献。
从史实分析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武帝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但是另外一方面，武帝在历史上所造成的这种破坏、这种思想和学术的萎缩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源头说起的话，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状态相当混乱的时代，但是从思想的创造来说，它是一个极其富于创造性的时代。进入秦汉，秦虽然有钳制思想的意图和政策，但是毕竟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历史的活力仍然在涌动，所以在秦汉之际那个时代，社会处于一种非常动荡的状态中，人们的思想、情感还是很强烈、很活跃的。读《史记》里描述秦汉之际的历史，会觉得那就像一部英雄史诗。那么多人挤在历史舞台的出口处，每个人都希望登上这个舞台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张良在博浪沙拿个大铁锤去砸秦始皇的车子，没砸成，遇到一个老头儿黄石公，得了一本书，半夜里偷偷地不断地读，读得天下之道、治天下之道。始皇东巡的时候，跑到沛下，刘邦叹息说“大丈夫不当如是也”。跑到会稽，项羽又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在种地，腰酸背疼了，抬起来捶捶腰，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读秦汉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么多的人那么热烈地渴望着在历史上表现自己、造就自己。历史的这样一个涌流尽管不断受到阻遏，但是一直以一种力量来表达着自己。
但到了汉武帝时，落下了闸门。士大夫们黯然失色，他们的意志再也不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思想再不能够得到陈述，他们的人格蒙上了灰尘。这就是苏辙所说的，整整一百多年，没有值得称道的人物了。
二、一次壮丽的生死抉择
但是在这个闸门落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的一场历史的决斗，一个沐浴着中国历史光辉、秉承着中国先贤的智慧、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无比高傲的司马迁站在那里。你可以说他是弱的，他无权无势，手无寸铁；你也可以说他是强的，他决不在强权面前低头，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智慧和人格让后人知道谁才是强者。我把它称为一场历史的决斗。
那么这场冲突是从什么时候起来，又是怎样展开的呢？首先是李陵事件。汉武帝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爱好，喜欢用自己的家属做大将。武帝宠爱过李夫人，他们是音乐世家，她的哥哥李广利被武帝用作大将军。李广有“飞将军”的声名，李家留下了一个孙子——李陵。当武帝又一次打算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时，他用李广利作主帅，让李陵去给李广利当前锋。李陵不愿意蒙受这种耻辱，于是就主动向武帝提出，“我愿意另分一道兵，两支军队同时出兵，分散匈奴的兵力”。武帝于是把五千老弱兵给了他。由于李广利行动迟缓，结果李陵遇上了匈奴的主力。这次战争的对比是以十万左右对五千，而且这个五千不是汉朝的精兵。所以李陵一路打，一路退，真的是弹尽粮绝。实际上李陵已经退到离长城不足一百公里的地方，退得很近了，仍然没有人接应。结果李陵只能解散了军队，他被俘虏了。
当时武帝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李陵兵败自杀。这样就可以为皇上的威望增添一层光辉，同时也就造就了一个可以宣传的先锋模范。但是李陵没有死。按照后来李陵跟苏武的交谈，李陵说他是想留着这条命，将来有所作为。
我们不管李陵的这句话是为自己辩护，还是真的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读西方的战争史，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对俘虏的尊重。对俘虏的尊重是因为他作为军人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李陵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武帝极其气愤。李陵后来被灭族。
李陵没有死的消息传到朝廷来的时候，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地攻击、诽谤、辱骂李陵，试图逃避自己的责任，减轻自己的罪过，减少自己的危险，迎合帝王的心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无耻、什么样的懦弱？
司马迁出来说话了。按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描述，他跟李陵没有任何私交——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从私人交情上，他没有说话的义务和责任；从职位上来说，他是一个太史令，主要任务是掌管天文历法和朝廷档案文献，对国家的战争和行政都不负有责任。于公于私，他都不具有为李陵辩护的责任，但此刻他站出来辩护了，因为朝廷上弥漫着一种无耻的气氛，一个有洁癖的人在这种空气当中感受到呼吸困难。
司马迁为李陵作了辩护，必然会牵涉到李广利。李陵与匈奴大兵相遇的原因是李广利出兵迟缓。这就引起武帝的大怒。当所有人都倒伏在武帝的威权面前，以一种无耻的可怜的嘴脸逢迎皇帝的时候，竟然有人敢说相反的话，并且隐含着对皇帝用人不当的影射，这就使武帝龙颜大怒。之后是什么呢？就是专制帝王的权力，其结果大家是知道的——遭腐刑。
这个时候司马迁面临着一个问题：是接受这种耻辱的刑罚，还是不接受？接受的话，实际上，至少你现在认可了皇上的威严和他加给你的耻辱，你将承受这个耻辱并且在这种耻辱中生存下去。
司马迁也可以不接受，他可以死。一旦他不接受这种耻辱的刑罚，选择死亡作为一种对抗，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在《报任安书》里说到的，司马迁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时，他讲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层意思牵涉到司马迁的人生态度，他说他写《史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些“倜傥非常之人”留下声名、功绩、形象供后人赞赏。司马迁显然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是“倜傥非常之人”，一个卓越的人像蚂蚁一样死去，他是不愿意接受的。这是司马迁在这个时候不能选择死亡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大家并不认为我的死是一种光荣的死亡，是为了什么气节、意志、崇高的目的而死，以为只是犯了极大的罪恶同时又无比愚蠢，不能够逃脱，所以只能够死。这个时候司马迁想到，他的这种死构成了对自己存在的全部抹杀，同时也构成了对自己人格的抹杀。他成就了暴君的意愿。面对一个暴君的强权，选择死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一种屈服，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力量跟他战斗。所以司马迁选择不死。
不死，司马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比死亡更沉重，这种屈辱的生存比死亡更沉重。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这样的描写，说的是他受刑之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心理描写那么深切，所以千年之后读这样的句子时，还不能不感受到内心的一种冲动。
《史记》当中有大量的笔墨写死亡，写英雄因不屈而自杀。《项羽本纪》最后写项羽的死，用了很大的篇幅。其实以司马迁《史记》的规模来看，可以非常简单地交代过去。项羽到了乌江边上，乌江亭长愿意把他渡到江东，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项羽说：“我回到江东去，即使江东父老可怜我，还拥戴我做王，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他把自己的马交给亭长，回过身来，等待追击的汉军。汉军的前锋到达后，首先冲在前面的是吕马童——原来是项羽的部下。项羽笑起来，说：“汝非吾故人乎？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德。”于是拿刀自杀。一群人扑上来，把项羽的尸体分成了五块，所以这个万户侯最后是分封了五个两千户侯。这就是英雄的失败和懦夫的胜利。
司马迁就喜欢描写这样的场面，喜欢描写英雄的壮烈的死亡和懦夫的耻辱的生。屈原披发徜徉、抱石投江而死，李广不愿意以百战之身受辱于刀笔吏而横刀自杀，荆轲出发的时候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不断地读到这样的场面，这是《史记》当中极其壮烈的场面，也是极其富有诗歌色彩的场面。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就是指这种感情色彩而言的。这种感情色彩在描写英雄壮烈的死亡的时候显得特别突出。你能感受到这是什么吗？这是在纸上写出对死亡的一种体验，一次又一次地拿笔杀自己，在这里得到一种对灵魂的自我拯救，并且以此培养出一种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