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散文和辞赋
在诗歌空前发展的同时，魏晋南北朝散文也同样取得了重大成就。建安魏晋时期，散文一改汉代散文的经学气息，打破桎梏，形成了重抒情、重文采的创作倾向，并为南朝骈文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经过南朝文人的努力，骈文在对偶、用事、辞采、声韵四个方面都已臻极致，为中国文学又创造出一种新的美文文体。北朝政权则在汉化以后的道路上迈进，创作出了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这样的散文名著。
魏晋南北朝时代，赋的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形成了承前启后、既沿又革的新局面。其大势为：建安赋作继承发扬汉末抒情小赋的成就，抒情更加深切，但赋的内容与描写对象更广阔地扩展向自然、社会与人生。在赋的艺术形式上则追求“诗赋欲丽”的创作原则，声色辞采更为美丽鲜明。两晋之赋，一方面有左思《三都赋》那样的鸿篇臣制，体现了统一时代的博大繁盛，成为汉代大赋的复兴返照，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短篇小赋，或忧生叹乱，或怡情山水，反映了偏安江左的士人情怀。这些小赋，更加注意辞藻音韵，引言用事，进一步发展了赋的创作技巧。南朝辞赋题材渐趋狭窄，但感情更加细腻，形式更加尖巧，开唐代律赋的先声。北朝之赋则追随汉赋讽刺之义，文风质朴。同时，因南北交流，以及南朝赋家尤其是庾信的入北，北朝赋作出现了一批内容既充实，技巧又精熟的慷慨悲凉之作，给这个时期赋的创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