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与诗词的渊源关系探究
对联又称楹联、楹帖、对子，它包括名胜联、春联、喜庆联、哀挽联、修养治学联、建房乔迁联、行业联等。对联称副，由上下两联所组成，有着独特的形式与规范。在中国的古代韵文体裁中如骈文、诗词、铭赋，都要以对联为基础，所以过去的读书人，无不以对对子为基本功。本文试图从对偶的角度，探索对联与诗词的渊源。
一、 对联起源于偶文。
对偶的应用，是人类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然产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朴素的对称美学观念的影响下，无意识地创造了对称性的语言。文字产生以后，文人们将这些语言、思想记录下来，就产生了对称性的文句，即为偶文，音形义三位一体的单音节方块汉字是偶句产生的重要基础。上古时期的《吴越春秋》中载有一首《弹歌》（传为黄帝所作）：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宍”，古“肉”字。歌辞的意思是，割断竹子，连接成弓，装上泥土，飞射禽兽，猎取肉食。歌辞两言一句，音节短促，节奏感很强，可能是制弹弓时所唱，也可能是用弹弓狩猎时所唱，非常古朴敦厚，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用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四个短句都是动宾结构，词性相当，虽然不是对联，但其对偶的修辞法与现在的律联是一致的。
可以说：古典文学著作中对偶句，是对联的最初形式
对联作为一种民族、民俗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特别强调对仗的工稳，讲究平仄协调，韵律合拍。它虽产生于唐代律诗，但它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著作、汉赋、唐诗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句，就是对联的原始形式。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对联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使对联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完善了自身规范，扩大了应用范围。从五代后蜀孟昶的第一副春联起，到现在已发展到有数十个门类，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成为文学之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逻辑、人文、书法、造型、建筑等诸学科，汲取多方面的知识和养料，使自己发育成为艺苑中的一枝奇葩。对联与其它文体不同，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实用性，因此它没有随历史的兴衰而湮没，而是从民族文化中汲取了对自已有益的素养，从单一的门类——春联，发展成一门综合性学科，在历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广下，从宫廷遍及到民间，形成我国的一种民俗，并成为我国各族人民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诗经》对楹联形成的深远影响
《诗经》原名为《诗》，或《诗三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其间经历了500年之久。《诗经》***有各种内容的作品305篇，分为《风》(《十五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三个部分。《风》是地方土调，《雅》是正声，《颂》是庙堂乐章，配上乐曲，可歌可舞。《诗经》是研究西周至春秋中叶期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着重探讨《诗经》的修辞手法，以见其对对联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诗经》运用赋比兴手法，来“直书其事”，用比喻进行“体物写志”，多用排比格式，铺陈有序，层次分明。《诗经》中有不少作品是描写爱情的，如《风》里的《关睢》、《标有梅》等。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反映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愤怒与反抗，奴隶们指责那些奴隶主和贵族“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腐朽寄生生活，奴隶们把这些统治者们描写成贪婪的田鼠(《魏风?硕鼠》)。这些篇章的内容是积极的，排句结构异常整齐。这种排列形式对唐诗和对联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象《小雅?采薇》中的一节，可以看作是一副较为完善的八言对联：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再如《大雅?早麓》中的诗句：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诗经》中的对偶句，非常工整，词组结构和对联规范非常相似。这种排列整齐，且字数相等的对偶诗句，对于后起的对联形成，无疑起着启迪作用。
三、诸子百家学说，为楹联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末年，逐渐形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各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收罗那些具有治国韬略的志士仁人，为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政权服务。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涌现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并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学派等一系列学术体系。可以说战国时代(前48l—前221)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它进一步奠定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文明基础，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诸子学说，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诸子的著作特别讲究语言的精炼，文章中有大量的对偶排句，如《礼记?表记》：“情欲信，辞欲巧。”《左传》：“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哀于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相传是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著，是一部以音乐为题的专门论著，文中贯穿孔子的“声音之道”的哲理，有些篇幅，通篇以长短排句，论证“音乐”与“时事”的关系，如将其中的对偶句略加调正。就是一副极富哲理的对联。如：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论语》是采用春秋末年的材料，由战国初的文人编集起来的。其中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并以此作为宣扬孔子哲学思想的教条，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论语》中的大量对偶句，便于背诵，从而达到宣传儒家思想的目的。《孟子》中也有不少对仗比较工整的句子，如：“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梁惠王上》)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这些对偶句就可看作是对联的早期形式。
四、《道德经》为对联的产生提供了哲学理论和文体基础。
对联是古今中外唯一充满对立统一辨证思想的文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有的对称、对应、对等、对比、对衬、对立、对照、相对等集大成者，是辨证思想完美的结晶，其源渊主要就是《道德经》。《逍德经》中揭示出很多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有无、难易、高下、前后、重轻、长短、雄雌、白黑、强弱、兴废、荣辱、祸福、攻守、胜败、进退、美丑、真假、生死、巧拙、男女、晴雨、得失等等都是客观或主观中的对立统一体，它们既相互对立，有时却又相互转化。
《道德经》总***八十一章，几乎章章都有对偶句式，我们可以领略到那些对偶句式的魅力。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眇；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些都是工整的对偶句式。对偶句式是对联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对联原始的雏形。由此可见，《道德经》的对偶句式，对于对联的形成与发展的巨大影响。
《道德经》第二章中写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其中“音声相和”，既是讲音韵方面对立统一的辨证思想。同时，也是讲语句甚至字词的音韵和谐。在《道德经》中，语句的音韵和谐，非常突出。如：第三章中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四章中的“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二十二章中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等，在还没有讲究平仄的当时，音韵的和谐能做到如此美妙，这也为对联的音韵和谐，讲究平仄相对、平仄交替等，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五、《离骚》中的对句，为楹联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楚辞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离骚》为代表。明朝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楚辞》实为《诗》之变体。其辞稍变诗体，而以“兮”字为读。楚辞的特色，在于其体迂回断续，内涵讽喻哀伤，其格调深远而优柔，极富想象力，更兼有不拘一格的浪漫主义气息，它和我国北方文化的代表——《诗经》的修辞手法不同，不单单是铺张比喻，而是通过比喻，产生一种淡泊幽远，情真意切，有时还伴有忧郁和哀怨的特定境界。
《离骚》是辞赋之祖，为楚国屈原所著，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由于这种“骚”体在当时较之其他文体，更具有可读性，体裁和内容都比较活泼，后人多仿效之，同时对后起“赋”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形式上的特点，又为后代对联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如：《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这些章句已经有了比较朴素的对仗形式，可以算是楹联的最初形式(雏形)。我们从探求楹联学形成的历史渊源来学习、研究这些章句，还是很有教益的。
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句子，如：《涉江》：
燕雀鸟鹊，巢堂增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又如《哀郢》：
增愠怆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万。
又如《九歌》：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六、汉魏晋南北朝赋和骈文的修辞，为对联提供了典范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化最昌盛的时期，出现了象司马迁、司马相如、贾谊等一批才华卓绝的文学家，他们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营养，而形成一种新的文体——汉赋。
汉赋的作者从追求文彩出发，在语言上讲究对称美。因此，汉朝的大赋小赋中整齐对称的句式较多。如：
山气巃嵷兮石嵯峨，
溪谷崭岩兮水曾波。 ——淮南小山《招隐士》
置酒乎颢天之台，
张乐乎胶葛之寓。 ——司马相如《上林赋》
其音巨，则周流汜滥，并吐包含，若慈父之蓄子也；
其声妙，则清静厌瘗，顾叙异达，若孝子之事父也。
——王褒《洞箫赋》
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 ——班彪《北征赋》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 ——班固《两都赋》
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张衡《归田赋》
这些对仗较工整的句子，较之单行散句有着独特的美感形态，对后世对联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又形成了一种新文体——骈文。骈文中对句很多，较之汉赋中的对句，在句式的对仗工整及音韵的和谐方面又进了一大步。如：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
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曹植《与杨德祖书》
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
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 ——桓范《为君难》
资高明之资，而不免卑浊之累；
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 ——陆机《吊魏武帝文》
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
径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郭璞《省刑疏》
以焦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操，近才之所以踬阂也；
以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契，秦人之所以断筋也。
——葛洪《抱朴子》
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常常整段整篇均以对句组成，只间或插以部分散句。
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则全篇几乎皆为骈对之句：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琴，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
骈文中这些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的对句，无疑成为后世作对联的一种典范。而通篇几乎全用对仗句式的文章，则更是对长联的产生有着极大的影响。
六、盛唐文化为对联产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古代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唐代已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历史上称为盛唐文化。唐代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最为繁盛的时期，出现了大批著名文学家及传世佳作。
唐代少年才子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名闻遐迩的一篇“奇文”，此文几乎大部分是对仗，或为四、六骈文形式，读起来有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美感。文中不少章句都被移植成对联，有的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句：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坐。
这两副集句联，可以称得上是佳联。显然，王勃在谋篇构思时，是十分讲究文章的对仗的。 “物华”对“人杰”， “天宝”对“地灵”。下文亦然，“十旬”对“千里”，“胜友”对“高朋”，真是对得天衣无缝。再读王勃《滕王阁序》的其他章节，如：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
这是唐人所写的最完美的骈文之一。其中的诸多对偶佳句，是极有价值的对联资料。
再如刘禹锡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文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封建时代直至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家庭，就常以这两句作为春联贴在门上，以表示自己门第的高尚。
又如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韩愈《原道》中的“……欲治其国者，夫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等等，都是对仗工丽的名句，亦是对联的典范。
据《对联杂志》一九八六年二卷二号吴直雄同志对对联起源的论述，认为对联产生在唐代或唐以前。他以唐人酒令为例，如：
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鉏麂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这两则唐人酒令的修辞手法，都是很高深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对联，它对仗、平仄，韵律标准，都是完美的。像这样富有哲理的趣对，没有深厚的文学基础，是无法写出的。根据现有的大量对联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对联是从唐诗派生出来的，为数众多的集句联，是从唐诗对偶句中遴选出来的，事实上唐诗与对联是“一体”两用，即整篇(首)称“诗”，摘出对偶句来单独使用称“联”，集诗句联，是文人雅士用作社会文化交往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在唐代对联被称为楹帖或对句。其实，早在魏晋期间，文人之间交往，以接续作诗或联句为雅兴，对对子算是一种高雅的“清谈”，这促使文人勤于对句。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明确地提倡音韵的协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这为对联声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南朝齐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对语言对偶中涉及的词义方面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都做了理论上的解说和例述。南朝另一位文学家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很好地解决了对联的对仗、声韵等理论问题，这就为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对联的格律逐渐形成，对联作品的质量也得到提高和完善。
楹联的形成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而逐步完善的，先期“寄生”在各种古代典籍中的联语(对偶句)是不完全符合对联规则的，它们只是字数相等，内容一致，但对仗、用字、押韵，都还是“低阶段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偶文逐渐发展为民谣、谚语、对联、骈文等形式。可以说，偶文是产生对联的直接母体，自唐以后，盛行律诗，其对语句工整的严格要求，更加促进了对联形式的完善与规范。
综上可见，对联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文献中，就已经形成，但在当时尚未健全自身的规范和体系前，还不能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一般说来，对联是唐代才完善了自身的规则，健全了自身的体系。对联一经文人广泛应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五代后蜀主孟昶，用联语取代了桃符，成为我国一种民俗，就在宫廷园囿、庶民百姓家的门边、楹柱上流传开来了。这种文学样式，具有短小精悍，易听易记的独特艺术效果，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学形式，又是依赖于“书法”来表现的，故而又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一千余年来，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士农工商、渔樵力夫，都喜闻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