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殁了,89岁。过了米寿,不可谓不久。
朋友们都开始念叨《乡愁》: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大概因为写得两岸士子血肉连心,大概入选了语文课本之故。
小时候,或者是上课不用心,或者是语文课本无载,并不太记得这段诗。
所以我印象里的余光中先生,是另一个样子。
比如《寻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比如十一年前那首《草堂祭杜甫》:
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
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
万世香火供一表忠贞
你的一柱至今未冷
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诗人
比如《听听那冷雨》里,蒋捷爱好者一望而知的段落。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比起《乡愁》来,这些诗大概更接近他的气质:用典故,用意象,抒情,怀古。
他强调的弹性,是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文体和语气变化多,散文弹性当然越大, 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 而不至于趋向僵化——这在中国古代,叫做文气。
运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别精选的字眼,来达成特别的意境,像是:
“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
也可以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重叠、交替,让意象变得繁复,例如:
“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
或是小孩学习作文经常被强调,结构的首尾呼应,也能因为强化了文字对读者的印象,达成密度的增加——这在中国古代,就是意象了。
他对朱自清前后期文章的评价,对英式中文的警惕,都多少暗示出他的趣味:他喜欢纯雅天然的,传统中国文人的姿态——————而台湾的许多位老先生似乎也都是如此。
怎么说呢?
这整体像一种,南朝文人气质。
魏晋南北朝时,东晋到宋齐梁陈,文人如云。因为中原衣冠南渡,贵族多在意文化素养。
所谓“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辞藻美,声律谐、隶事精、属对工。优美协调,富有古韵。后期太发达了,还流行骈文与宫体诗。
后来南宋文学,也有过类似气象。托古,抒情,优美,精致。
因为隋唐文学过于兴旺,韩愈及古文运动的诸位是反南朝文风的,所以现在对南朝文章评价不算很高。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理论成就,本身是够的。台湾的诸位先生,早年写文章,都有类似调子。读惯的人觉得古韵悠然,读不惯的便觉得文绉绉的。
对去台湾的诸位而言,退守台湾,仿佛南朝失了江北。自觉文化正朔在东南一角,必须好自郑重。所以格外优雅,格外复古。比如我一直敬佩的唐鲁孙先生,晚年在台湾写专栏怀念北平故都饮食,末了总免不了提几句“还于旧都”之类,这是当时台湾的政治正确——这些话,后来的出版稿也删了。
其他台湾作家,不至于如此激进,但这种南朝士大夫式的典雅、优美、崇古、温润、精致,算是台湾老派文学的整体风格吧。
余光中先生自己,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反过乡土文学,还出了唐文标事件——后来他自称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学。
所以台湾左翼诸位豪杰,又譬如李敖先生这种斗士,自然与余光中先生意见相左,看他不惯了。
自然了,文无定法,不论高低。李白觉得谢灵运牛上天了,钱钟书先生觉得谢灵运矫揉造作。视角不同,意见也不同。但说余光中先生是个书斋的南朝士大夫做派,大概应该没什么错。
说这段事,也无非借余光中先生,说说台湾诸位先生的风骨。
台湾诸位先生的文笔,有乡愁,有涵养,懂典故,知文化。他们的气质,是一种上溯历史的复古气质。所以,真回大陆来了,他们怕反而要失望的——逯耀东先生写他回大陆吃东西,摇摇头,“不是那个味道了”。
就是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哦对了,说这句话的桓温,也是个南朝人。虽然一代枭雄,依然多愁善感。南朝文章,一向如此。
所以呢,我们不必太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遗憾。
夏志清先生很早就明白这一点,他如是说过:
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其实这句话适用台湾许多位老先生——又不止余光中先生一个人了。
余光中先生当年写杜甫:
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
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
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雨云下
梦里少年的长安
他理想中,诗句可以穿越一切,直达梦里少年长安的。
现在,他是回到自己少年长安、李白杜甫的中华梦里去了。他对古中华的乡愁,圆满了。
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