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自有风格，有极高的辨识度。只要你对他的风格熟悉，在一堆文章里，很容易就能看出哪篇是汪的。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文体家，少有的创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文体家的汪曾祺,其小说富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与浓郁的文人气息.他成功地将传统的绘画艺术、古典诗歌中的"意境"引入到小说创作中,并皈依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实现了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沟通.他追求雅致、精确、平易的小说语言,自由无序的小说结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文体,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想要学习模仿汪曾祺的风格，也有几个很具体的着手处。
首先就是语言。从语言的外在形态上，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几个特点：
第一，多用短句——“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少用长句，但并不排斥长句——“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长句短句交错使用，有参差变化之美，语言的节奏韵律变化也就由此而来。
第二，多用散句，少用整句，偶尔会用对仗。汪曾祺一旦用对仗，那对句就给人极深的印象。比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汪曾祺对个对句很得意。再比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语言简淡，韵味却悠长。
第三，少用形容词——这倒不稀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告诉你形容词是大敌。少用成语，尤其不要用成语来写景。汪曾祺在一文中讲到他和他老师沈从文聊天，谈到一个青年作家，沈老说，他写景喜欢用成语，这怎么行？——有人以为在行文中堆叠成语可显出自己高明，这是外行之见。用成语写景写人，终究是隔了一层，“不够贴”。
第四，在汪曾祺极个别文章中，甚至出现过词语的单列，这是有些诗化的语言。汪曾祺还喜欢用叠词——“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生气粗粗的。（《异秉》）”也常用拟声词——“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了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这些词的使用都可以让行文口语化，通俗化，也很有表现力。
第五，汪曾祺的语言总体上比较质朴平淡，但有时也会峭拔陡峻，亮人眼目，比如《胡同文化》的结尾：“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最后这一组四字句，如奇峰突起，有文言的内在韵律，给全篇大白话的语言增加了别一种感觉——就像在清炒大白菜里撒了几粒虾米——更有味儿了。
汪曾祺一般尽量少用洋化的词，他擅长将俚言俗语和现代白话文，文言与口语，浑然天成地揉合地一起，形成一种又俗又雅，真正“雅俗***赏”的文体风格。
以上只是撮其大要，汪曾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语言风格，跟他自幼以来的古典文学修养——特别是文人笔记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上下的功夫，以及建国后他在《说说唱唱》编民间歌谣的工作经历，在反右期间深入民间学老百姓的语言，和他对北京话的借鉴吸收都有关系。有意学习汪曾祺语言者不妨从这些方面入手。
二叙述模式和情节结构
简单说六个字，“随便，顺其自然。”
小说其实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戏剧性故事性的小说，一种是散文化诗化的小说——汪曾祺走到自然是后一条路。这两种类型并没有高下之分，都能写出杰作。汪曾祺的选择跟他的文学追求有关，他希望能打通散文和小说的界限；也跟他的才具有关，他曾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
所以，要想写出像汪曾祺这样的小说，你一定要走第二条路。
三 观察表现生活的角度和立场
汪曾祺对他笔下人、事都是平视的，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视角。他并不有一般作家的居高临下，也不会刻意仰视拔高笔下的人物。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汪曾祺还说过，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他观察表现生活的立场角度。
他是人道主义的，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绝大部分是抱有同情理解的态度。同时他是抒情的——他笔下的生活并不一定就是最现实的生活——这里面可能有美化，有作者本人美好心灵的投射。所以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总体来讲，汪曾祺对生活是抱着一份温爱的——并不是热爱——“热”字太过份了。但对一些丑恶的人和事，他也不是没有激愤和批判——比如《黄油烙饼》《天鹅之死》——但他褪尽了火气和躁气，把隐痛藏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