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维的差异
概括来说，东西方思维差异体现在如下8点：
1. 关注和感知的模式：东方人关注环境而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家分别让京都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观看了八张彩色的生机勃勃的水下虚光照，其画面上都有一条鱼或多条鱼处于“焦点”位置，比画面上其他的东西体积要大、颜色更鲜明、运动得更快。每个画面中还有运动较为缓慢的动物，有植物、岩石、水泡等等。这个画面持续了大约 20 秒。然后又放映了一遍。在第二次放映完之后，参与者们要回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有同样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提到了处于焦点位置的鱼。但是 60%以上的日本人都提到了背景成分，包括水，岩石、水泡以及无生命的动植物。另外，日本的参与者的第一句话往往指的是环境（“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池塘”）。而美国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有三倍的可能是指处于焦点位置的鱼（“那儿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鲑鱼，向左边游去了。”）
因此的结论是：东方人比西方人相对来说更关注背景。也就是说，西方人相对来说看不到一定背景中物体的变化，也看不到物体间关系的变化，而相应的我们也可以说西方人比东方人能够更快地捕捉到前景中物体的变换。
从另一面来说，中国人不愿意做手术是由于中国人对和谐与各种关系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健康有赖于身体各种力量的平衡以及身体各部位的关系。
而中国人倾向于研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以体现在过去请看风水这样的习惯上。
2. 关于世界构成的基本假设：东方人看到的是物质，而西方人看到的是物体。
看一块儿木头，中国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隙的整体或者是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希腊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组成的物体。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世界本质的背景图式是物质的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物体的集合；而在希腊哲学中的背景图式里物体是孤立的。
对于世界构成的不同理解，贯穿了下述的许多表现。
3. 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相信对环境的控制能力。
20世纪心理学家提出证据说经济和社会因素会影响感知习惯。赫尔曼·威特金提出「场依存」，指对一个物体的感知受到其所出现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程度。举例来说，人们从复杂背景中发现指定的简单图形时间越长，场依存程度越深。
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与他人相互密切协作，比如狩猎、采集，与这些人们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对场有更强的依赖性。传统的农民比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人们有着更强的场依存性。
中国作为东南亚文化的母体文化发源地，同样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农业中心之一，受到农业的影响较西方更深，在下一部分我会详细说明农业究竟是如何左右国家进程的。
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同样体现在了“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上。社会心理学家艾伦·兰格把“控制的幻想”定义为对个人成功的期望超出客观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保证。
如果生活是简单的，你只要机灵小心就会获得成功，那么生活就是可控制的。如果生活是复杂的，要接受命运变幻的裁判，那么生活就不太容易掌握。研究证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亚洲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要适应形势。
对于亚洲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从整体理解世界比片面地看世界要好理解得多，亚洲人更喜欢集体控制而不是个人控制。
对于西方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体构成的，理解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它们的背景，西方人高度倾向于个人控制。
4. 对静止和变化的看法：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而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
虽然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表明世界是变化的，但是到了公元前 5 世纪，巴门尼德用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证明”变化是不可能的，认为世界是静止的这一观点隆重登场，受到西方主流的认同。
而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由三种哲学：道家、儒家以及后来的佛教融合塑造的。每一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大部分都反对抽象的思辨，比如道家的阴阳、《道德经》的福兮祸之所伏、或者著名的塞翁失马的典故，这个故事表现了东方人的人生态度，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充满了矛盾。要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就要从该事件存在的对立面来把握，现在真实存在的可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