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认为外语虽然很重要，但只是一门工具。其实语言不仅仅是一门工具，而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读了著名文学家、诗人余光中先生的论文集《余光中谈翻译》之后，让我更加坚信了我的这一观点。 虽然说是论文集，其实每篇文字都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文学性很高，而且通俗易懂，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身。 比如余光中在书中谈到，由于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很多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的语句受西方的句式的影响，结果翻译成的作品让人读起来苦涩乏味，而且很多时候显得啰嗦。比如英语中“when”这个单词，在英语中是“当……的时候”的意思。在出现了这个单词的很多语句中，很多译者就往往按照西方语言的习惯来翻译，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当他看见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向我奔来。 其实这句话翻译成“他看见我回来，他就向我奔来”，读起来更简洁，也更加符合现代白话文的习惯。 余光中老师谈到，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翻译的作品参差不齐。而中文读者往往深受这种翻译的毒害。一个好的译者，不但但要有比较好的外文基础，而且要有一定的中文文学性的修养。很多时候不是你外文学的好，或者中文文学修养有一定的水平，或者二者都有一定的水平就可以翻译出好的作品。 汉语发展到今天，由于受新文化运动以及白话文的影响，已经受到了一些外来语言习惯的影响。比如《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中的汉语就是原来写作品时候的汉语。 中国的语言虽然经历了一两千年的发展，但是并不是断层的。比如400多年前的《西游记》，今天初中生水平的人就可以读的懂。再往前的比如一千多年前的诗歌。李白，杜甫他们的诗歌，今天的人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再往前的古汉语，比如《史记》，今天的人通过下面的注释，也可以读懂一部分的文章。所以汉语的发展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一直是有一条线的。 而英语就不同，今天的英国人读3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感觉到有些困难。古代的英语和现代的英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就是她的连贯性。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些翻译上的困难。在这里我指的是两方面。无论是中译成外，还是外译成中。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比如“性骚扰”这个词，这实际上是个外来词，在在中国原本的汉语中是没有这个词的。中国的一些名著中只有“调戏”这个词。“性骚扰”这个词虽然可以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但他给人的感觉是静态的。而“调戏”这个词不但包括语言方面，还包括了动作的方面，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动态的。 这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的区别。这只是一个例子罢了。 在英语中有很多连接词，比如 and 这个词，是“和”的意思。而如果翻译成汉语的话，可能就有“和，而，与”等意思，如果不分情况只翻译成“和”，句子可能就会读起来别扭。 同样的，还有“被”出现的被动句。如“他被警告说，丽莎有梅毒”，如果这样翻译，就不符合汉语中的语言习惯。如果翻译成“他听人警告说，丽莎有梅毒”就比较符合汉语的习惯。读起来也不会别扭或者生涩。 所以翻译最重要的在不改变原句意思的情况下，尽量符合自己那一方语言的习惯。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军人应该忠于国家”，如果翻译成英语的话，就是“A soldier should be loyal to his country”，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把翻译成的这句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军人应该忠于他的国家”，对出了“一个”和“他的”两个修饰词。 而我们应该去掉“一个”和“他的”这两个修饰词，直接翻译成“军人应该忠于国家”。这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翻译，而不应该一味的拘泥于原句。 翻译作品对于很多很多没有能力直接去读外文原著的人来说很重要，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雪莱等人就没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他们都是通过读别人的翻译的作品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最后成材的。 我读过一些外语作品，当然，读的是中译本，深深的感觉到了翻译水平的高低对于一个人阅读作品来说的重要性。好的翻译的本子，读起来通顺，自然，不好的读起来晦涩，而且头疼，甚至产生了不愿意再读下去的感觉，严重影响知识的传播，以及性情的培养。 在书中余光中老师还举了大量的例子，谈了如何去翻译，以及中西方诗歌之间的重大区别，和翻译诗歌应该注意的事项。还有一点怎样翻译的符合本国的语言习惯，而且又尽量保持原作品的所在国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特色，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 实际上，余光中老师的研究恰恰证明了另外一个事情，那就是语言不能单单的被看成是一门工具。比如我们很多人都学的英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灌输。我用“灌输”这个词，可能很多人会不喜欢，但我想说的是我这里绝对没有贬义色彩，是我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来描述，所以只好暂时用这个词来代替。 文章的最后，我想说一件与本文主旨关系并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李敖说余光中的翻译水平不如他。呵呵，看来李敖这个人真的无论什么事都是目中无人的。他们的翻译到底孰优孰劣，我想读过他们二人翻译的作品的人自然会有自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