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毽子里的铜钱》原文
每回闻到巷子里飘来烤山薯的香味，我就会想起几十年前家乡那位卖烤山薯的老人；想起他一双黑漆漆的手，和手心里两枚亮晶晶的铜钱。
那时，我大约十岁左右吧。有一天，在院子里踢毽子，卖烤山薯的来了。闻到那股子香喷喷的味道，好想吃啊！身边没有钱，却伸着肚子问：“老伯伯，几个铜板一个？”（那个时代，还用铜板呢，一枚银角子换三个铜板，一块银元换三百个铜板。）
老人一声不响，却笑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说：“给你吃。”我十分感激，就慢慢地剥开了皮，万分珍惜地吃起来。
隔壁的二婶走过来了，她挑了几个大的烤山薯，称一称正好要十个铜板。二婶说：“算九个铜板吧，我手里只有九个。”老人说：“不行啊，我要亏本啦。”二婶说：“下回补你就是了。”她就捧着山薯进去了。
老人愣愣地望着她家那扇门；我呢，愣愣地望着老人。他满脸的皱纹很深很深，很不快乐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只想代二婶给他一个铜板，但是身边真的没有钱。看看手里吃了一半的烤山薯，结结巴巴地说：“老伯伯，我也没给钱呢。”
老人笑了，他说：“小孩子嘛，送给你吃的。”
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安，忽然想起毽子里面有两个铜钱儿。只是两个铜钱呀，怎么抵得过一个铜板呢？但我还是急急忙忙撕开毽子的包布，挖出两枚亮晶晶崭新的铜钱，递到老人手里说：“老伯伯，给您。”
他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马上把铜钱放回我的口袋里，摸摸我的头说：“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不过你的好心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又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山薯给我说：“再给你一个。”
我摇摇头不肯接。他却把烤山薯塞进我的口袋里，向我笑着摆摆手，提着烘缸走了。望着他微微驼着的背脊，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
铜钱在口袋里丁丁当当地响着，伸手一摸，它们在烤山薯旁边，也热烘烘的。我捏着撕破的毽子，回到书房里，把刚才的事告诉老师。老师仔细地听着，面露微笑。
我问老师：“二婶是不是应当把欠老伯伯的一枚铜板再补给他呢？”
老师想了想说：“我想她会补给他的。小君，我倒是很高兴你舍得把毽子里的两枚铜钱剥出来给他。”
我说：“我那时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欠了他很多似的。”
老师说：“不要难过，你有这份心就好了。做小贩的，栉风沐雨，都是非常辛苦的。你长大以后，要格外懂得体谅他们。”
老师慈和的声音，几十年来，时常响在我耳边。卖烤山薯老人满脸的风霜、谦卑的笑容和佝偻的背影，也时常浮现在眼前。他没有接受我的铜钱，却接纳了我的心意。他给我白吃了两个热烘烘的烤山薯，使我永远感到温暖在心中。
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真，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40余本，主要著作有《永是有情人》《水是故乡甜》《万水千山师友情》《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母亲的金手表》。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
1949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li)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好气息。
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泉源。琦君塑造的母亲意象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而是琦君写到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
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断。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篇《髻（ji）》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的。
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女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屈辱。当然，琦君母亲的故事，只有在从前旧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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