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的鸡汤到这里却不管用了。死神毫不留情地席卷而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带走牵挂、陪伴、幸福与欢笑。
标题叫“How Long Have I Got Left”（我还能活多久）
露西写道：“他没有故作勇敢，也没有怀着虚妄的信念，认为可以‘克服’或者‘战胜’癌症。
他明白医者的职责，有时不是去挽救病人的生命，而是做一个领路人，引导病人和家属，度过人生中的艰难时刻，以后还可以创造新生活。
生离死别的故事与伴随而来的令人心碎的哭声是工作环境的背景音乐。为了更好地在如此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持续运转，医生必须在个人的感情外套上一层防护罩。
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旅途畅通无阻。”
Then fancies fly away（一切虚妄过眼）He'll fear not what men say（他不会在意他人所言）He'll labour night and day（他会昼夜不停劳作）To be a pilgrim（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
生命的意义包罗万象，但每个单一的生命点，最终都是为了桥接过去和未来而存在着。
当下的我是有限的，未来的我们却是无穷的。
我们身负奇迹而行，却在自身之外寻找奇迹：作为人类摇篮的非洲和她的奇观，都蕴含在我们身体里；我们是自然大胆冒险的造物，研究自然者，如若睿智，则提纲挈领，研究人类足矣，其他人则孜孜以求，埋首于分裂的碎片与浩繁的卷帙。
那本让我和周围一派生机勃勃分离开来的死亡之书，变成我自己行将就木的身体。
“医生马上就到。”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这句话消失了。
一点也没有要去闯荡事业、节节高升的感觉，反而像一个忙碌嘈杂的电子，即将达到逃逸速度，要飞向一片陌生而星光闪烁的宇宙。
在我眼里，文学不仅描写了别人的生活，还为我们提供了道德反思最丰富的资料。
如果说没有自省的人生不值得过，那么没有真正活过的人生还值得自省吗？
看一抹轻微的天蓝从东方地平线微微显露，这是太阳的先遣队，慢慢擦去了闪烁的星星。东边已是青天白日，阳光扑面而来，西边的黑夜却毫无屈服之意。
不自禁地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一粒微尘，然而还是能感觉自己的双脚踩在大地上，确信自己存在于这庄严宏伟的天地之间。
当下便是风口浪尖，人生积累的经验，被生存的细节磨损消耗。我们智慧的高峰，便是生活的当下。
是的，大脑可以赋予我们建立关系，让生命充满意义的能力。但有时候，大脑也会破坏这种能力。
我猛然意识到，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很多东西，都太政治化，而且反科学。
我越来越强烈地认为，要对生与死的问题有实质性的道德意见，关键在于对其有直接体验。
“burke”,《牛津英语词典》上的解释是：“用勒颈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杀人，或为了将受害者尸体卖为解剖之用而秘密杀人。
然而，这也不是简单的罪恶。不仅尸体解剖，医学的一切，都是对神圣的冒犯。
他们看到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他们治愈病人，护送他们重新回到滚滚红尘，自己却转身离开。将尸体看作平常的物体和机器，恰恰是为了缓解人类最深的痛苦。同样地，人类最深的痛苦，也仅仅是一种教学工具。
纸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不只是简单的线条，而是从心颤再到心跳停止的全过程。
纽兰德回忆起孩提时代常常玩的一个游戏——伸出手指去戳祖母的皮肤，看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状。这是她慢慢变老的一个征兆。
想起托马斯·布朗的《一个医生的信仰》:“我们无从得知降生世上将遭遇怎样的冲突与痛苦，但通常来说我们很难脱身其外。”
在我眼里，这伤口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组织，然而在外科医生看来，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
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读书和做选择题，完全不像身负重任采取行动。
“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个更糟糕？”“要自己判断了。”这个判断也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
也许贝克特笔下的波卓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中。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
的确，这世上99%的人选工作都是这样的：薪水、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坐在那儿的我突然意识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我想，这就像古希腊“arete”这个概念，是一种道德、情感、思维和身体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
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
急诊室一个住院医生帮我打了掩护，我像个幽灵似的溜了回去，从那个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尸体前，把冰激凌三明治“救”了出去。
我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的医生，沉浸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
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
我抛弃了平时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敌人，而是使者。我必须帮助这些家人明白，他们所熟知的那个人，那个充满活力的完整的人，现在只存在于过去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来决定他/她想要的未来。
当病人听到神经外科医生的诊断时，他们的眼神，就像解体的碎片——这个比喻最最恰切不过。
如果是一大碗悲剧，最好一勺一勺慢慢地喂。很少有病人要求一口气吃完，大多数都需要时间去消化。
毕竟，英语里的“病人”, “patient”这个词，最初的含义之一，就是“毫无怨言地承受苦难的人”。
住院医中流传着一句话：日子很长，但年岁很短。
手术室里的时间很有趣，不管你是发疯般向前冲，还是稳扎稳打不紧不慢，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海德格尔曾说过：无聊，就是感受到时间的流逝。那么，手术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全神贯注的工作让时钟的指针失去了意义，随便怎么走都行。
一般来说都在左脑，被称为韦尼克区和布罗卡氏区，一个理解语言，一个产生语言。布罗卡氏区的损伤会导致写和说的能力缺失，尽管病人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依旧正常。韦尼克区的损伤会让人失去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句不成句，毫无意义。如果两个区都遭到损伤，病人就变成了一座孤岛，人性最核心的部分永远消失。
工作邀请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
我的感觉是，生理、道德、生命与死亡这些原本各自为阵的绳索，终于开始彼此交织了。
死神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人。我们和病人，活着，呼吸着，作为正在新陈代谢的生命体，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是被动的——这是你和你身边的人需要接受的现实。
就算你是完美的，这个世界却不是。秘诀在于，支撑我们继续下去的秘诀在于，明白打从发牌的那刻起，你已必输无疑，你会手滑，你会判断失误，但即便如此也要拼尽全力为病人奋战到底。
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探究哲理即是学习死亡》，米歇尔·德·蒙田
我不再是牧师或牧人，可以协助生死的过渡；我发现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绵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觉仿佛神迹降临，强烈的光突然刺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更像有谁刚刚用燃烧弹炸毁了你一心一意前进的道路。现在我必须绕道而行。
这样一来就有个悖论：我就像个正接近终点线，却轰然倒地的长跑运动员。照顾病患的责任再也驱动不了我前进，因为我自己已经成了个病人。
亚历山大·蒲柏说过：“一知半解最危险；饮则深透畅饮，否则尝不到知识的甘泉。”。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
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
面对死亡产生的那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
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
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组成的，那我已经从每个句子的主语，变成了直接的宾语。十四世纪的哲学专著中，“病人（patient）”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动作的对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
那么，这样的绝症，对于一个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吗？还有什么，是比亲身体验更好的理解方法呢？
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这句话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
道德义务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东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责任的引力又将我拉回手术室。
我熟悉的大脑啊，一个沟壑纵横的桃子，正在召唤着我。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
我突然惊觉，自己已经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老生常谈的“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着来的。
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东西仍然一样，但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约见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
也许在缺乏任何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自己能活很久。可能这是前进的唯一办法。
我多年前立志成为医生时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她做到了：审视灵魂，接受自己作为凡人的责任，让我重新找回自己。
艾玛没有让我恢复原来的个人特性，而是保护了我创造新特性的能力。
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插图]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古老的圣言已经灰飞烟灭，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这冷酷无情的广阔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在这宇宙的诞生，也是偶然的。
朝着终极真理挣扎向前，但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有可能找到正确答案，但证实这个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最终能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局部。医生看到一个方面，病人看到另一个方面，工程师、经济学家、潜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线电视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师……看到的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人能完全包揽人类所有的认知。认知产生于我们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终极真理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处，播种者与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欢，正如礼拜天的《圣经》布道的最后。因为，终极真理之中，有句话说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派你去收获你并未付出努力的东西；辛苦劳作都是别人的，你分享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这周末你值班吗，医生？”“不。”也许永远都不值班了。“今天还有手术吗？”“没有了。”也许永远都没有了。“啊，那好。那就是大团圆结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你也是吧，医生？”“是啊，是啊，我也喜欢大团圆。”
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轨道一帆风顺地前进着。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为行动决定的。
但现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这是个更古老的世界，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比起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
“这不是结束。”她说。这种说辞她恐怕已经用过成千上万遍了。想想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跟病人说过类似的话吗？反正面对那些想寻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这么说。“甚至都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这仅仅是开始的结束。”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新生长。展望无限广阔的未来，我看到的不是寂静无人的空荡荒原，而是更简单纯粹的东西：一页我将继续书写的白纸。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对于现在的我，与其说时间是时钟的嘀嗒作响，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人真正的生命是在头二十年，剩下的不过是对过去日子的反射。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
我常常把他分毫未动的午饭扔进垃圾堆，盖住之前分毫未动的早饭。几个小时后，又往上面倒了分毫未动的晚饭。
我拒绝了所有家人以外的探望，保罗的世界变小了，但他告诉我：“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就算我不见他们，也是爱着他们的。我珍惜与他们的友谊，少喝一杯酒也不会改变什么。”
保罗转头看着我，低语道：“也许这就是结束了。”
准备好了。他的意思是：准备好撤除呼吸辅助设备，准备好注射吗啡，准备好去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呼吸化为空气》是一本未完成的书，主要是因为保罗的病情急剧恶化了。但这种未完成，恰恰也是本书真意的一部分，反映了保罗面临的现实状况。生命的最后一年，保罗笔耕不辍，完成此书成为他活着的目的，所剩无多的时日也催促他抓紧时间。
这可能就是我的目的。不去哗众取宠地用死亡煽情，也不老生常谈地劝大家‘花开堪折直须折’，而是告诉大家这一路上到底会面对什么。
“预言者总是发言者，”爱默生写道，“他的梦总会以某种方法公之于众，他总会用肃穆的喜悦将其昭告天下。”
直面绝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爱——袒露自己的脆弱，满怀善良、慷慨与感恩。
我一生中最美妙、意义最深远的岁月——每天都在生与死之间采取着行动，喜乐与痛苦平衡并存，进一步深入探索感恩与爱。
他坦然真诚，自己本来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他葬在圣克鲁斯山上一片田野的边缘，可以俯瞰太平洋和海岸线。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祖父从前很喜欢的一句祷告：“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徐徐上升，来到永恒的山巅，那里的风多么凉爽，那里的景色多么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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