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屈子、三曹、李青莲、杜子美、白天乐、李煜、苏东坡、李清照、马致远……那一个个闪亮的诗人词曲家名字，深深镌刻在我们心中；《诗经》、《楚辞》、《古诗》、《三都赋》、《短歌行》、《蜀道难》、《石壕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天净沙·秋思》……那一件件烁古耀今的作品，永远笑傲在文学史上。 尽管中华古典诗词曲赋曾经有过许多令人骄傲的绚烂与辉煌，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使其成为弃儿，没有父母及朋友，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其而去。那么，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识造成的。古人把诗歌称为韵文，把无韵的其它文体统称为散文。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过分的强调创作上的自由，从而否定韵律规范的意义，割裂优良传统与现代诗艺的联系，作为探索是有益的，但对于诗艺传承和诗艺发展却是徒劳并且有害的。没了规矩的“自由诗”，常常演变成了口水或者分行散文，使得读者不知所从，惟有望其兴叹。 其次，是由于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的强调诗体形式，认为不是主题思想决定诗体形式，而是诗体形式高于一切，并且形式也是内容，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等，脱离了主题思想的形式，就象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因为形式主义处理的素材只能是生命的表象，狭隘、极端、苍白、枯竭是其必然结局。所以在诗歌完美的构架里面，还应该具有灵动的“诗魂”，它还必须具有饱满的感情与丰富的想象，并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著名诗歌评论家吕进把诗定义为“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是有道理的，捧读技术诗、图像诗、机器诗这类没有高雅思想性和真挚情感引领和支撑的诗歌，还不如去面对山谷中的石头，因为“诗产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对于完美的诗歌艺术来说，首要的因素在于诗人拥有一颗热爱生活并敏感于诗歌形式的心灵。 最后，是由于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1。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对社会性问题的思考已经越来越少地为当代诗人所关注，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地震诗歌创作属于仅有的例外)，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它已经成为对抗现实世界压抑生命活力的一种精神武器；2。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为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娱乐性、装饰性、自我消费性成了当代诗歌的中心；3。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平凡者迷茫失语，媚俗者竞相争夺明星效应，只有少数智者在那抵抗、挣扎、怀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愚勇精神在诗歌的高地坚守自己越来越虚弱的阵地。 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始终高举诗歌精神的理想主义和竖起道德之剑，成为至真、至善、至美、至爱行为的歌吟者，成为道德和公德的立法者、引导者和监督者，成为当今社情的记录者，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使其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识，它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否则它将同那些某某主义一样，最终走入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的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