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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对苏东坡的简练评价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中期的公元1037年出生于四川眉山,1101年死于江苏常州,终年65岁。苏轼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大家,***生有三男三女,苏轼与弟弟苏辙排行老五与老六,而排在他前面的哥哥姐姐均幼年夭折。而恰恰就是苏家硕果仅存的这哥俩儿,竟然在日后成为苏轼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那么,幼时的苏轼接受的是怎样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少年成名有怎样的影响?他与弟弟苏辙的名字又有怎样的深刻寓意呢?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那么,苏轼兄弟会在这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中会金榜题名吗?这场考试会改变苏轼的命运吗?

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我们不禁要问,苏轼在这篇颇有点传奇色彩的文章里头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主考官欧阳修为什么对它那么青睐呢?欧阳修与苏轼这对师生之间又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发生什么特殊的故事呢?

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因为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三年之后,当苏轼兄弟陪父亲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一次北宋朝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制科考试即将举行。曾经在三年前的考试中小试牛刀、一举成名的苏轼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准备向这次制科考试再次发起冲击。那么,制科考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考试制度?而苏轼兄弟在这场制科考试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少年成名的苏轼还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奇吗?

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

宋仁宗景佑三年(一O 三六)十二月十九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便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乘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小儿初生便是一岁,这是由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那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儿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十二月十九日,再新年来临,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终,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小两岁。

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降生也是属于同样的星座,韩愈也是因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

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二十七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锅子换来的。在过去的七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果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儿,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并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两个使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他以前姐姐各雇用一个奶妈。等弟弟辙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奶这兄弟二人的两个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她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

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六十三岁。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有一天,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知制法之职,家已移居在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期,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他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

一天,老汉正在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邻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连亲,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是有财有势,早就有意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并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饬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醒醒大醉,手里攒着一大块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力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走去。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酪配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他原来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视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

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的盛放了。身心精力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之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

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何苦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序”。当年对一个作家而言,这确是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之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皇皇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谈”字,因为“谈”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翱的父亲名“今”,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代这个普通字“今”。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朝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字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溢法,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易随时记着十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身,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名与功名,是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出现了。苏洵秉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与人易于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是台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作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而能文名大噪,文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的文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

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才态度严肃起来,追悔韶光虚掷,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事,即便平庸之才,都会受到刺激,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使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苏东坡的母亲)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的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他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会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移的。

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恃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纤丽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速健的传统。 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等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决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比之为战国诡辩游说之士,而友人则誉之为有孟阿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

就因为这种理由,眉州人遂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像,悬于家而跪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决不藉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在眉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之为“江卿”。江卿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卿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二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四月份以前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同动手。选出二人管理,一人管钟漏,一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力者皆受处罚交纳罚金。凡因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筵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词相当的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词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一样。

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插列满架。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为父者也曾蒙思封赠为“大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另一个是实际的,刚才已经说过。

在苏家,和东坡一齐长大一齐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辙,字子由。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也是绝不寻常的。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竟尔比兄长得意,官位更高。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不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走笔至此,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字。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除去姓外,一个正式名字,在书信里签名,在官家文书上签名,都要用此名字。另外有一个字,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普通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不提姓,后而缀以“先生”一词。此外,有些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