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创作了《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字史纲要》）。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史记》的写作，文论思想也与《史记》密切相关。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创作上要如实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做到创作要以作家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为基础。“实录精神”还进一步体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上。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寻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既写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知人善用、深谋远虑的政治水准，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
“实录精神”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许多史学著作在写作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迁的秉笔直书，同时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所沾溉，杜甫的“诗史”、明清时期的时事传奇剧目都说明了这一点。
“发愤著书”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都有体现，两处表述大致相同。孔子有言“诗可以怨”，屈原《惜颂》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结合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到，历史上的优秀作品，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了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作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愤”或“怨”并非一己之私怨，也不是违背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一己之愤，而是合乎正义、坚持良知、伸张凛然正气的在公正范围内的“怨”和“愤”，既所谓“公正发愤”。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表述了创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既是想要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体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对司马迁文论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