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听众作者落雪资料啊！

落雪是笔名，没看见么，真名是郑振铎！！

郑振铎

笔名：西谛、郑源新、落雪

性别：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族：汉族

编辑本段简介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

编辑本段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编辑本段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编辑本段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编辑本段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编辑本段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听众》选入六年级课本

编辑本段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编辑本段郑振铎的爱情故事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领袖，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恋爱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人民***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编辑本段梁羽生谈郑振铎

（选自梁羽生《笔·剑·书》，“郑振铎与商务”）

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阿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耿济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在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在文学名著的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说是各有千秋。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说来和郑振铎颇有关系。原来郑的妻子高君箴乃是当时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郑振铎留学英国回来，便因岳父的关系，进了商务当编辑。

郑、高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宾客致贺辞，“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见茅盾的《回忆录》）这些说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当时（半个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

不过郑振铎虽因岳父关系而进商务，却不能说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说是“相得益彰”。商务的藏书对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对商务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还会记得商务出版的两种杂志——《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是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质量最高的两种杂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郑振铎便曾当过《小说月报》的编辑。

但《小说月报》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恽铁樵主编；一九二一年后，茅盾接编，全盘革新，始成为新文艺的阵地。其后再由郑振铎接编，杂志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才是《小说月报》蜚声全国的黄金时代。郑振铎那部著名的《文学大纲》就是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

不过，他虽然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盖棺定论”，与其说他是名作家，却毋宁说他是名编辑、名学人、名藏书家。因为他在这三方面的贡献，实在要比他的创作大得多。他写过一些短篇历史小说和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小说，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深刻，但他所主编的刊物，却无一不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说月报》之外，如《儿童世界》可说是儿童文学的启蒙，叶圣陶著名的童话《稻草人》便是在《儿童世界》发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学教过书的许地山，也曾将它谱过几支儿童歌曲。另外，如《新社会》、《文学》、《文学季刊》、《文学复兴》以及《时事新闻报》的副刊《学灯》等等，无一不是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另一个重大贡献，足以与他的编辑工作相提并论甚或超过的，是他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献给国家的藏书，就有九万册之多，其中珍本无数，贡献之大，可以想见。

他对于书籍的热爱，尤其中年时代，对文献的搜罗、保护，费尽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他自己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经说过：“我曾经想到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衷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狂胪文献耗中年”出自龚定盫诗。从序言中，可见他搜罗文献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