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史书《尚书》介绍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历史文献的汇集。因为它广泛记叙了我国当时的政治历史与社会情况，所以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发轫之作。
在先秦时代，《尚书》只称为《书》，有时也加上时代名称，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到了汉代才称为《尚书》，表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相传孔子曾经对于《书》的各篇加以删定，“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并且将《书》作为教授弟子的一种教本。大约到战国时期《书》才正式编定。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职者仍可以拥有。
经秦博士整理写定的《书》约有百篇。汉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书》“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经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编理的”（陈梦家《尚书通论》第11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经过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书》渐渐亡佚。据说秦博士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但还是丢了数十篇，到汉惠帝时，他才找到二十九篇，用以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伏生所传授的《尚书》用汉代隶书写定，后来便被称为《今文尚书》。另外，汉代还有用先秦时代的古文所写定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这部书“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这部书又称为孔壁《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经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以后，这部《尚书》亡佚殆尽。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传》五十八篇，说是汉代孔安国为之作传的《尚书》传本，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自唐以后，对于梅赜所献的这部书不断有人怀疑，据《朱子语类》载，宋代朱熹曾疑此书“平易易晓”，与伏生书“艰涩难晓”殊不类，所以怀疑其为“假书”，并且所谓的“孔传”也非孔安国所作，亦是“伪书”。此后学术界疑此书的人渐多。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列举证据，反复辨析此书之伪，自此定谳，此后这部在学术界即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由它引起的长时期的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斗争和宋元明清时代的辨伪求实学风的发展这样两个方面。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历史文献，所以成为历代人们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师，以及《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都曾引用《尚书》来阐述历史和自己的理论。汉代自武帝时《尚书》被立为《五经》之一，并设立博士以后，官学和私家研讨《尚书》之风都十分兴盛。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尧舜禹及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许多地方都是以《尚书》的记载为蓝本的，直到今天我们认识古代历史，《尚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正由于它无比重要，所以对于《尚书》的研讨态度及方法，就成为构成不同学派（特别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主要依据，并且随着时代演进，学派间相互辨难，这就大大促进我国古代经学、史学等的发展。一部书能够影响整个中国古代学风，并引起历代人们研读的巨大兴趣，无出《尚书》其右者。
《尚书》各篇的撰写与编定时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编写者已经有了越来越自觉的史学意识。成书于殷周时代的《盘庚》及周初八诰，不仅史料价值最高，而且其记事、记言与写人都已粗具规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逻辑。《盘庚》三篇除记载王诰辞以外，还以简略的语言记载了迁都的过程。《召诰》记载周营建东都雒邑事，开始就说：“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经完整地记载了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多士》、《多方》两篇记载周公对于殷遗民和诸方国首领的诰辞，也都是先简略写事情原委，再写诰辞内容。而《洛诰》则将所述事情的时间地点记于文末，最后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这是周公摄政称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时代比殷盘周诰稍晚的《顾命》篇则以精炼的语言将武王逝世、周公摄政、还政成王繁琐杂乱的史事细节写得清清楚楚，还营造出静穆肃庄的王室大事的氛围。总之，《尚书》各篇在记事方面虽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已具备记事本末的雏形。此外，在史学语言的应用上，《尚书》诸篇也多独具匠心。虽然由于时代悬隔今天读起来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当时却是十分生动的。
《尚书》不仅为后世人们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资料，而且其写作为后世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研读《尚书》的时候，应当了解其成书源流，分辨今、古文《尚书》的不同。《伪古文尚书》的价值虽然远远赶不上今文《尚书》，但是它毕竟为时代较早的魏晋时代所编撰，其所依据的材料有不少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所以它也是有重要价值的篇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赜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迹所献的这个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赜这部书，认为从文字看，不像周秦时的文词。到明清时，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指责梅迹这部书。明梅鷟作《尚书考异》，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清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认为梅赜的《尚书》为伪书。这一来，梅赜的古文《尚书》其真伪，便成定论。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迹的古文《尚书》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合编本，***58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辨。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四库提要·尚书正义》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奏於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加刊定。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案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至若璩谓定从孔《传》，以孔颖达之故，则不尽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不云作《传》。而《经典释文叙录》乃称《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始增入一“传”字，以证实其事。又称今以孔氏为正，则定从孔《传》者乃陆德明，非自颖达。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传》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阮孝绪《七录》亦云，方兴本或此下更有‘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异，聊出之，於王《注》无施也。”则开皇中虽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传》中，故德明云尔。今本二十八字当为颖达增入耳。梅赜之时，去古未远，其《传》实据王肃之《注》而附益以旧训，故《释文》称王肃亦注今文，所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此虽以末为本，未免倒置，亦足见其根据古义，非尽无稽矣。颖达之《疏》，晁公武《读书志》谓因梁费?《疏》广之。然颖达原《序》称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六家，而以刘焯、刘炫最为详雅。其书实因二刘，非因费氏。公武或以《经典释文》所列义疏仅?一家，故云然欤？《朱子语录》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训故究赖之以有考，亦何可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