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对后世的散文以及各类文学如小说、戏剧等都有巨大影响，因此，《史记》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鲁迅曾称《史记》这部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正是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肯定了它的性质和伟大成就。《史记》的成书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因素。它既是司马迁个人的天才独创，同时也是中国史学发展至汉代出现的必然结果。
一、司马迁的个人因素
司马迁的个人因素中，有三点与他写作《史记》有着重要联系。
1.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太史公自序》中记载：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司马迁这段对家世的自序，表现了司马迁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史官家庭的自豪感，也加强了他以修史为己任的责任感。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司马谈转益多师，曾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的文章，这篇文章以道家为本，对阴阳、儒、墨、法、名五家进行评析取舍，实则是一篇各个学术流派的总评论，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可见，司马谈是一个学识渊博，在学术上很有抱负的人。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同时司马迁又师从孔安国和董仲舒等儒家大师，学习《尚书》和《春秋》，还学习了《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当时官府典籍的藏书。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导，使他逐步具备了“良史”之才，他的丰厚学识在《史记》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另外，司马谈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却未能如愿，临死时，他就把这一未能实现的学术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他在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当时司马迁含着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死后3年，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就开始搜集材料，做写作上的准备。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即着手起草《史记》。可见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事业理想上的抱负是与他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的。
2.青、中年时代的漫游。司马迁写作《史记》，不仅与他博览群书、整理过大量历史文献有关，而且与他漫游祖国各地，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有密切关系。司马迁在青、中年时代，曾有过三次较大的出游。第一次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20岁左右，他出游到了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他曾经到过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地区，并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上做了凭吊。后来他在《史记》中写了《屈原列传》，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屈原的最早史料。在写这篇传记的时候，司马迁还特意追述了他当年访古的心情：“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还到庐山、九嶷、会稽等地，收集了关于帝舜、夏禹的传说，访察了春秋时越王勾践的遗迹。他北上淮阴，访问了汉将韩信的故乡，搜求了韩信早年在乡里的故事;到山东曲阜，观察了儒家旧存的礼器文物，过徐州，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归途在魏都大梁，观看了信陵君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