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辰：1927年1月26日，农历丙寅年十二月廿三日
逝世：1998年4月12日，农历戊寅年三月十六日
评剧青衣、花旦。原名杨淑敏。天津人。中***党员。6岁学京剧，12岁学评剧，14岁任主演。1949年后历任北京实验评剧团团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评剧团副团长，中国评剧院演员。作家。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6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
童年时期
童年时期随“姐姐”杨金香学习京剧，十三岁拜王仙舫、邓砚臣、张福堂等学习评剧，十五岁即开始担任主演。这一时期新凤霞主演了《乌龙院》、《女侠红蝴蝶》、《可怜的秋香》、《双婚配》、《三笑点秋香》等剧目，在天津、上海、济南、秦皇岛等地获评剧观众的好评。
建国初期
1949年北京解放后，新凤霞来到北京组织了北京凤鸣剧社担任主演。1950年，在***产党的戏改方针的指引下，成立了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新凤霞任主演兼团长。1951年，新凤霞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解放评剧团任主演兼副团长。1953年，新凤霞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评剧团一队任演员。1955 年，中国评剧院成立，新凤霞在中国评剧院一团任演员、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
文革受迫害
新凤霞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并被剥夺了做演员的权力，这对她的身心是巨大的摧残。1975年，她因脑血栓发病导致偏瘫而不得不告别为之奋斗的评剧舞台。1979年，新凤霞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春风又一次吹进了新凤霞的心田，她以惊人的毅力，挺起她那受过伤害的身体，迈着蹒跚的步伐，又一次向新的艺术领域开拓进取。她讲学授艺，著书立说，教学不止，笔耕不辍。新凤霞拖着沉重的身体，坐在轮椅上给她的弟子、学生说戏，示范演唱，克服行动的不便多次到剧场观看学生的演出，以鼓励和提携后人。在她无私的教诲下，谷文月、刘秀荣、王曼玲、赵三凤、戴月琴、高闯等一大批弟子、学生成为光大新派艺术的优秀传人，成为今天评剧事业的骨干与中坚。新凤霞桃李满天下，是我国戏曲界拥有众多子弟传人的功绩卓越的戏曲教育家。
师从齐白石
新凤霞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亲传弟子，因残疾告别舞台后，新凤霞仍满怀着对生活的酷爱泼墨作画。她的国画作品同她的演唱艺术一样朴实无华清新淡雅。1994年总政文化部专门为新凤霞在军博举办了个人画展。
光荣入党
新凤霞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产党员，早在建国初期，新凤霞就庄严地向党提出了申请。但坎坷的经历使她的愿望一直未能如愿。打倒“四人帮”后，新凤霞再次向党提出了申请。1982年新凤霞被批准入党，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产党党员。从此她以更高的姿态和对评剧艺术的高度责任感，投入到她后半生的艺术生涯中。
新凤霞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评剧艺术的代表，她长年奔走呼吁，为振兴戏曲，繁荣评剧不遗余力。新凤霞获得了中国首届金唱片奖。获得了美国纽约美华艺术学会1997年颁发的华人艺术家终身成就奖。曾赴香港、新加坡等地讲学，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 吴欢的名字为白石老人所赐，取道家的“无欢无不欢”之意。他四岁起便蒙受“父荫”尝尽人间冷暖，经历很是独特。在他的身上既有父辈延续下来的异禀天赋，又有着历经几次“运动”磨难而生成的不羁和豁达。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的历次政治变故，不但没有妨碍他的成长，反而成就了他狂狷不羁的气质和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如今的吴欢不但文章、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而且每样都是信手拈来，收放自如。
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之际，吴欢在香港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由查良镛先生亲题展辞的“奇侠吴欢书画展”。展览期间父亲吴祖光亲赴香港为他助阵，整个画展名流荟萃，在香港引起轰动。此次吴欢原本约定与母亲新凤霞一起搞画展的，想不到母亲在当年4月突然病故，这也是他首次画展唯一的遗憾之处。
作为全国政协香港地区委员中唯一的画家代表，吴欢用了“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来描述他在京港两地穿梭的切身感受。不过他补充了一点——当然香港回归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还是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是香港在与大陆之间联系密切后，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脚步在逐步加快。
作为名门之后，吴欢非常珍视自己家族的文化传承——祖父吴瀛是著名的书画家和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父亲吴祖光是著名学者、戏剧家和书法家，母亲新凤霞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作家、画家。书香一脉传承下来，祖辈给了他无尽的 “财富”，这种财富并非仅指物质上所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在他北京的寓所里，处处体现着他对于家族长辈的敬重和理解。客厅中，祖父吴赢和祖母周琴绮与父亲吴祖光和母亲辛凤霞的大幅合影照片，都分列有序地挂于墙上，抬眼可见。爷爷的一块手书牌匾让吴欢最爱不释手，挂在客厅中，吴欢说，坐在沙发上，抬眼望见这块匾，能够时刻鞭策他做人要有准则。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在生前也有过检视和回忆。“二流堂”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
1913年出生的画家黄苗子，80年代末旅居澳州近十年，担任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他是二流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北京的寓所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说：二流堂是一个荒诞的滑稽剧。
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
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吴祖光在他的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沙龙或者俱乐部。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但吴祖光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他写作一直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聚众聊闲天。
抗战胜利之后，大家各奔前程。1947年，吴祖光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
吴祖光回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国家，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一份美满姻缘。
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碧庐旧人。于是马上就传播开，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吴祖光租住了进门六间一排的平房。他和新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新凤霞从小被卖到天津，生长在一个天津的贫民窟里。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大字不识，一家人靠她唱戏养活。她6岁学戏，14岁就当了主演。1949年，新凤霞22岁的时候开始到北京闯天下。在北京她认识了吴祖光。在北京，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名动一时。
吴祖光在“二流堂”是个活跃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到他那里去。杜高、钱庄、陶冶常聚在他的周围。这批人就被当成“二流堂”的“小家族”。
1954年，深受“二流堂”人际之累的吴祖光新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他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
“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在那里出出进进。老的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随后，“二流堂”的“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来往于“二流堂”的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
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个事情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
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吴祖光喜欢那个“玩不厌”，给每个朋友送了一份。他把“玩不厌”挂在墙上，别人都没有挂，那幅“玩不厌”就被人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
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二流堂”不少人就被划为“右派”。
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吴祖光已经停止了他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他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要吴祖光陪着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吴祖光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而吴祖光对文艺界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但是吴祖光在他的家里遇到了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新凤霞听到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吴祖光说：“这回是***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
1957年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事情毫无转寰的余地，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他听见妻子哭了，但是他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
吴祖光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反党的铁证。
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吴祖光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他要和一个有500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吴祖光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儿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笑着的。那时吴祖光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而实际上的斗争矛头则指向了周恩来。
“二流堂”就被政治化了。开始还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文革”时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二流堂”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黄苗子和郁风被关到监狱，戴浩被劳改。
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了7年的监牢。 在夫人新凤霞去世后不久，吴祖光由于心情郁闷和年迈，血管硬化引起脑血管栓塞，曾先后三次住院。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
平日，他经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脸上流露出笑容……他还经常坐在轮椅上，由保姆陪着下楼去遛弯儿或去理发馆刮脸洗头，这是他认为最惬意的时光。
吴祖光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前，他虽然把他和新凤霞的藏书捐给了北京戏曲学校，可后来他收集的书又把家中的书柜装得满满的。
吴祖光还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几乎场场都看。其女儿吴霜笑着说：“爸爸年纪大了，看电视经常打瞌睡，可是看足球、拳击、京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看足球比赛，俨然一位20几岁的青年，嘴里不时地嘟囔着：‘犯规’……他虽然年迈体弱，大脑不像以前那样好使唤，可看起球来表情却很丰富。”
吴祖光偏爱甜食，尤其爱吃汉堡包。为让老人笑口常开，吴霜还特意养了一对小宠物———Baby和PP。吴老最喜欢PP，每当他见到PP满屋跑淘气时，脸上总露出舒心的微笑，这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已成为他的“宠儿”。吴祖光时常摸摸它们，逗逗它们，诙谐地说自己家里现有“八口”——自己、女儿、女婿、外孙、两位保姆还有Baby与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