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我们对贾谊的了解，多少都是以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为基础的。
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合为一传，言下之意，贾谊和屈原一样的忠诚，但是也一样的冤屈。所以后来李商隐写《贾生》的时候还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实际上，贾谊的仕途沉浮乃至人生悲剧不能说是完全是客观条件或者时代环境对他压抑的结果，他自己起码要担一半的责任——因为贾谊这个人，以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去衡量，他的素质是有明显陷的。
贾谊是汉文帝一手培养并且提拔起来的，要了解贾谊这个人的缺陷，我们必须首先要知道汉文帝的特点以及他的人才培养思路。
汉文帝的特点，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弱势皇帝
汉文帝本来是没命当皇帝的。事实上，在吕太后去世以后，刘姓藩王联合在京的功臣宿将发动政变，迅速诛灭了吕氏家族。瓜分胜利的政治蛋糕的时候，藩王当中作接班人呼声最高的是齐哀王刘襄，因为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弟弟刘章、刘兴居都在这次政变当中立下大功。可是推他上去坐庄，在京执政的这帮功臣宿将们不同意。因为这样一来会打破政治生态的平衡，让话语权大大倾向刘姓藩王，功臣们的政治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借口齐王母家太恶，把他否了。可是否了他，到底还是要一个姓刘的来做皇帝，于是挑了当时的代王刘恒。对齐王兄弟来说，刘恒是高祖的儿子，是他们的叔叔，他没有理由反驳，而对功臣们来说，因为代王的母亲不受高祖刘邦的重视，所以连带这个儿子的势力也比较弱，可以掌控，就这样刘姓藩王和功臣宿将达成妥协，刘恒上台了，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谦逊，很和蔼，这可能是性格使然，但也不排除和他的处境有密切关联。因为他是一个弱势皇帝，朝廷里的周勃、灌婴，朝廷外的诸多藩王，好多人他都惹不起。坐着皇帝的位置又不具备皇帝的实力和影响，他当然需急切地想要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看中了贾谊。
我们看看司马迁的记载：“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真正急着让贾谊上位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汉文帝，因为他太需要支持者了。可是正是这样非正常的、过于急切的干部提拔方式，造成了贾谊的素质缺陷：那就是年轻气盛，只知道怎么做事，不懂得怎么做人。
贾谊一上来就拿功臣开刀，要更定官制，让列侯就国。要知道这时的丞相就是当年的政变第一功臣绛侯周勃，让他就国不等于剥夺他的政治权力吗？所以周勃和灌婴等人只能联合起来对付贾谊，不但不同意汉文帝任命贾谊作公卿，参与核心权力，而且要把贾谊从中央踢出去。
汉文帝不得已把贾谊贬到长沙王国去做太傅，这不是抛弃他，而是用柔软的政治手腕保护了贾谊。因为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性诸侯国，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国家，贾谊在那里暂时淡出一段时间，等风声过了再回来，文帝应该是这样考虑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了一年多，汉文帝又再次在宣室召见了贾谊。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汉文帝就显得非常谨慎了，不谈论政治性的话题，而扯玄龙门阵。但这个闲谈当中，文帝仍然有考察贾谊的意思，因为谈话结束之后，文帝说了“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样的话，意思是考察合格。
考察合格就要重新安排工作。文帝在给贾谊安排新工作的问题上是非常用心的，让他做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王这个位置，在文帝一朝非常重要。第一任梁王刘揖是汉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第二任梁王刘武，是窦皇后最喜欢的小儿子。梁王在当时的地位是事实上的第二储君：因为汉景帝刘启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爹妈都担心他不能顺利接班。以至于后来景帝上了台，窦太后还想让刘武作皇太弟。
我们可以看看汉文帝在这时安排的政治组合，刘启是太子，晁错是太子家令，这是未来的皇帝和宰相的班子。那么梁王刘揖是替补太子，贾谊是梁王太傅，这就是替补皇帝和替补宰相的班子。所以贾谊这个时候实际上悄无声息地又成为了未来宰相的后备人选了！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不让贾谊直接去做刘启的老师呢？他的名气比晁错大啊！这正是汉文帝政治上日趋成熟的表现：贾谊是在功臣勋旧们眼中有案底的人物，把他放到太子刘启的身边，这个政治信号太敏感了：你们不让我刘恒用贾谊，那我留着给儿子用。这样一来周勃等人难免会猜忌：你收拾不了我们，等你儿子来收拾我们？那他还是别当这个皇帝了吧。——如果贾谊真的做太子家令，刘启还能不能坐稳太子的位置，恐怕都是问题。
我们再把话题挽回来：贾谊在长沙国待了一年，他并没有痛定思痛，总结经验，进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刚刚坐上梁王太傅的位置，就迫不及待跟皇帝上《治安策》，要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功臣们的旧恨都还没消呢，他这又要把刘姓藩王的新仇挑起来！上一回都吃了亏了，这一回汉文帝就只能给他晾在一边，所以司马迁说“文帝不听”。
至于贾谊最后的死，应该说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因为汉文帝也无法预料刘揖会从马上摔下来摔死啊。所以贾谊不是冤死的，如果说有人害了他，也只能说是汉文帝早期对他的溺爱害了他，过早的重用和提拔养成了贾谊少年气盛、不知权变的个性——绝不是杜甫讲的“不问苍生问鬼神”，是汉文帝故意忽视了这样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李商隐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跟着司马迁起哄架秧子。
鲁迅曾经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这个话，从前我一直觉得是个非常积极的正面评价。但看明白这篇《贾生列传》之后我发现鲁迅其实是说了两个意思：《离骚》是诗，诗歌是言志的，说白了就是必须要表达出鲜明的主观感情来。司马迁因为含冤入狱，发愤著书，所以《史记》当中的很多文字都是饱含深情的，这是他的优点。
但同时，历史学家对事实的研究必须要守住客观中立的立场，掺杂太多的个人感情会让他的判断发生误差的。司马迁写这篇传记为贾谊鸣冤，就有这个问题。贾谊并不冤，至少不像司马迁乃至后来的杜甫说的那么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