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世纪开头的地方，回望“中国美学”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一份感动，一份敬慕，同着一份沉重与等待，在我们的思绪中混合、冲突……
我们感动于百年来中国美学不息的学术热情，敬慕那些在美学的“不回路”上执著跋涉的理论家们：从王国维、梁启超脚踏中西文化、胸怀民智启蒙理想，奋力开启中国美学现代学术进程之时起，百年骤忽间，中国美学外取诸欧洲近代以来的思想学说，努力追踪西方科学——无论是以“西学”为体，还是以“西学”为用，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经验中，“西方”以及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是中国美学家理想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成为中国美学研究走向自身现代性建构的重大知识背景。与此同时，20世纪中国美学又近承本土汉民族文化的悠悠精神旨趣和传统思想材料，在追蹑圣哲先贤思想余脉、学说内蕴的过程中，以理论现代性的学术建构意向而明确标示着“美学中国”继往开来的信念。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的强力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生活自由幸福的现实设计……这一切，都鲜明地渗融在百年中国美学形形色色、具体而微的学术努力之中，激励几代中国美学家一往情深地周游于20世纪的美学天空，并力图籍美学的力量来理性地框画、引导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新的生命改造、生活希望。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毕其一生踯躅于美学的玄思之路；巨大的理论激情演绎出美学的思想蓝图，规划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美学的现代阐释形式，甚而至于孜孜构筑着“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
激情的美学追求，产生出激情洋溢的美学文字。从洋洋数十万言、上百万言的体系性著论，到精致如散文般的思想札记、慷慨激昂的学术评论；从移译古希腊至最近十数年间西方美学的名篇巨著，到归类爬梳、注解诠释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典籍……20世纪的一百年，“美学”在中国产生了无以计数的文献。学海滚滚，天演淘汰，尽管迄今仍留下许多经典传世，然而忘失于学术史记忆中的又岂在少数？
学术发展的知识性价值衡量法则，无情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辉煌，在一百年的激情燃烧中，照呈了理论的巨大企图，也显明着思想的内在困顿。“美学在中国”因此成了一个有着充分反省意义的学术史话题。
一
这里，我们不妨极为简略地描述一番“百年中国美学”的学术风情：
“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术胸怀、“拿来主义”的理论态度，是20世纪中国美学践行自身“门户开放”策略的基本学术路线，同时也是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思维的基点。
从王国维开始，拿西方美学的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德国古典美学观念、方法等，作为诠释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现成材料，乃至于借助西方近代的美学理论及概念、方法来重建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大厦，就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家一种基本的“现代性”学术姿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在王氏那里成了用以解读红楼世界中悲剧的审美发生与纠葛的直接依据。而朱光潜的《诗论》，则在中国艺术最典型的写作形态方面，得心应手地发挥着近代西方心理主义美学的精辟方法。直至最近二十多年中，许许多多关于中国艺术、中国文学，甚至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解析、圆说，都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西学”的庞大身影。不妨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它的基本态势，就是拿西方美学的具体理论、学术方法而表达中国美学家的阐释意愿、理论思想。于是，当这种态势发展到极致，我们也就可以相信，在学术建构意义上，西方美学不仅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奠基石，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砌墙砖”。
认真分析这种美学基本态势的形成与行进过程，我们发现，它一方面是同20世纪中国美学家急欲追求实现美学的现代建构形态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古典形态的中国美学主要体现为一种在发散性思维引领之下的“诗化”理论，其最典型的呈现方式是以智慧性的、禅悟般的话语来传达非逻辑、非概念思维所能澄明的审美奥妙；那么，这种建筑在古代中国学术特性上的美学，在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选择与重建中，便显现了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这正恰恰同趋近于近代西方学术制度的20世纪中国美学重建理想是相冲突的。因此，借助“西学”成果以改造中国美学门庭，实现美学存在形态的现代转换，则成为某种顺应学术现代性追求的必然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性思路中，“西方”首先作为一种体现了一定先在必然性的理论话语形态而出现在中国美学家视野之中。随着美学研究在中国的逐渐推进，这种以话语必然性而出现的形态最终又逐步扩大为整个中国美学百年建构中的自觉。另一方面，这种基本态势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实践的特殊理论表现形式。因为很显然，当文化的现代性思考和追求直接以西方理性文明为楷模的时候，作为文化理想之精神先锋的学术活动，必定首先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突出肯定了“西方”的价值，以及它的学理呈现方式。把美学的学术眼光投向西方的天空，不仅仅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同时也再现了中国文化在20世纪进程中的实践态度和价值准则。
理论上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不仅是坚定的学理精神，而且作为一种实质上的文化理想，深深植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演进之中，既规范了美学的理论建构，也强化着百年来中国美学家的学术/人生抱负，成为美学衡量自身也评判生活的最基本尺度。
一方面，尽管如有学者指出的，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中，始终存在着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与矛盾，即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追求不断激化着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层面的理论分化；但是，再深入一些来看，这种美学上的功利与超功利的分化，之所以没有集结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观在一百年时间里长期并驾齐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不论是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理想，还是保持了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主张，它们实质上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即以“审美”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艺术的自由自觉”为生命意识的最高境界，以“审美化”为社会、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这就是说，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以及它们的并行推进，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存在绝对相互克制的本体敌对，而只是体现了它们彼此间在如何践行“审美”改造行为、如何表达“审美”意志等认识性指向方面，存在某种分歧或不同。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那里，“美/艺术”始终是最为高尚纯洁的对象，“美的社会”、“美的人生”总是呈现着无上的价值前景，因而以“审美”作为现实人生的批判尺度和理想人生的实践标准，便是中国美学家在理论上倡行、在行动中追慕的价值要义。如果说，美学上的功利主义观念把“美/艺术”具体落实在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之中，那么，超功利主义美学则突出强调了“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人生体验的自由本质。这样，不管最近一百年里中国美学表现了怎样的理论分化，实际上在各种各样美学主张的内部，“审美”一直就是一面不倒的理想大旗。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情况，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体现，“审美本质主义”在理论上也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形象。要而言之，在20世纪中国美学内部，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首先，通过对美学认识论问题的“本体化”置换，全面突出审美/艺术的人生认识功能，强调全部人生、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这种审美/艺术能力的展开之上。其次，围绕社会、人生的“审美化”改造前景，将对于审美/艺术本质的理解定位在人性自由解放、人格美化提升之上，突出美学的人文考察特性。第三，从理性的绝对性上规定了生活与审美/艺术的直接关联，并进一步推及到生活本质的展开维度，确定生命活动的价值合理性。第四，以“美”的纯粹性和唯一性来规范艺术存在的本体特性，以审美价值的绝对性来确认艺术活动的合法功能，把美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哲学把握紧紧系于“美”的先在基础上；进而，美学之于艺术价值的阐释又直接回到了“美是什么”问题的形而上辩护。
在某种意义上，“审美本质主义”支配下的理论果实，就是“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主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实践。美学总是把自身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当作一种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生命本体论来对待，试图以此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而20世纪中国美学家也往往乐于充当这样的“精神医生”。就像当初蔡元培希望能以“美育代宗教”，百年来中国美学家常常把自己的理论思路最后定格在美/艺术教育的认识与实践方面，这其中便很能反映出一种“救世”的审美/人生价值观。
再从学术演进的具体过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定意义上，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由此带来的诸般美学学科“泛化”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巨大影响及其必然发展。因为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当人们把“美/艺术”作为一种生命价值本体进行确认；或者说，当“美”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先在价值，美学也就成了可以包容一切、判断一切、确定一切且无往不胜的理论。因此，纯粹美学最后变得很不纯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至少，从本质主义立场出发，人生的一切、生活的所有领域又何不能够成为“美学”的领地呢？同样，任何一种对于美学“泛化”的批评，其实都不过是依照了审美本质主义的精神意图而对“美”的一种维护罢了，其归结点仍然是为了保持美学的规约作用。
在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要远远大于它在理论上对于中国美学的启发，而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恰恰是同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从学术史角度来看，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转换其实有着某种理论自身所难以逃脱的意识形态强制性，并且特定地反照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命运。
最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主张就被一定规模地引进中国（在此之前，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也已经陆续可以见到其文艺观念的某些踪影）。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在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形成了一家独尊]的地位，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几乎成了所有中国美学家的（标准）[学术]口号，而诸如《手稿》、恩格斯致哈格奈斯的信（关于典型）等文献，则成了人们据以思辨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基本素材。不过，就美学的学术史审辨而言，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有效确立、是否真正体现了理论的自明性要求（就像许多人争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没有自己的美学理论？），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学理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制度性压力]出现并发生作用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之为中国美学家了解和接受，既服从于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又是学习[列宁主义的“]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手”]结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换过程上，[具体]产生于特定的意识形态[颠覆实践的]企图。所以，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中国主要体现了[其]“理论武器”的作用；在理论上，它又直接依从于苏俄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注解方式[，养成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美学研究对于“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信仰]。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异显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而这种变异事实又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美学建构前景。另一方面，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制度]在中国取得了绝对性地位以后，美学和美学研究之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更是逸出了纯粹学术的范围，而直接同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力过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要求]。正因为这样，1949年以后中国美学界出现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当然就不足为怪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已经从理论方面滑入到政治利益的追求与巩固上，[“马克思主义”成了某种方便的话语，]在美学研究中被（连续）[无限制]地复制。
这方面，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所谓美学“四派”的产生及其热烈论争，已经让人很难看懂“马克思主义”究竟怎么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辨证的”。当所有各派学说都在那里互相指责对立面的“唯心主义本质”之际，真正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中的尴尬便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问题被有意无意地转移为一种认识论的特性；大家关心的其实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体基础，而是“美”的认识活动的主体出发点；对“美是什么”的回答，在各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已经变异为“人如何可能认识美”的问题。于是，我们便发现，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道路上，美学本体论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正是同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态度]相关联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在接受、阐释以及确立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建构过程上，一种“学术实用主义”（常常）[已经]暴露无遗。
3.沧桑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之路走到今天，其间的困惑与艰难自不待言。只要我们还愿意继续在美学的思想空间里挣扎，我们就不能不正面讨论这样几个问题：
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的真实意味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的再认识条件和方式，而且直接联系着中国美学实现自身现代性转换的可能性，因而也联系着新世纪中国美学学术价值增长特性的问题。
在不断扩大同西方学术思想的对话过程中，中国美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既在于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怎样去分析、清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资源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化交流的普遍性、思想对话的广泛性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明确，身处东方文化系统的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过程已然面对着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思想语境，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不断通过自身合法性的确认，才可能产生出思想对话的有效性、学术建构的时代价值；反过来，思想对话的普遍性也只有同美学自身合法性的确认联系在一起，才能够产生出自己的真实效应。